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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生白下——辟邪,辟邪[转载]

发表日期:2007-12-27 摄影器材: 佳能 PowerShot S3 IS 点击数: 投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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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台标是什么呀?”外地的朋友望着电视屏幕左上角的南京电视台台标如此问我。

我告诉他:“那是一只辟邪的图案。”

“辟邪又是什么呢?”

“是传说中的一种神兽。”

“那它与南京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没注意南京市市徽中央的形象便是它吗?你来南京时没在城郊的荒野上看见它们吗?”

……

这样答问的次数多了,我便渐渐走近了辟邪(天禄、麒麟),走近了那些蹲守在南京四郊任日晒雨淋、风浸霜蚀的石兽。它们在阳光下魁伟而孤独的身影让我一次次为之深深感动。

那些当初被安放在皇帝或王、侯陵墓神道上的石兽,称其为“辟邪”、“麒麟”或“天禄”只是一种统称,关于它们的名称历来说法不一。唐朝人许嵩在他的《建康实录》中称梁文帝萧顺之建陵神道旁的石兽为辟邪;而姚思廉在《梁书·武帝纪》却称之为麒麟;南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类编》中则统称南朝帝王陵墓神道石兽为麒麟。现代学者和专家从上世纪初以来,对南朝陵墓石兽名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讨论,大体有四种看法:朱希祖《六朝陵墓调查报告·天禄辟邪考》认为,独角的为天禄,双角的为辟邪,无角的为桃拔;朱契《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认为独角的为麒麟,双角的为天禄,无角的为辟邪;姚迁、古兵《六朝艺术》认为,南朝陵墓石兽分为无角、独角、双角三类,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动物,其中无角的就是狮子,独角的应称麒麟,双角的该称天禄;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则认为,无论是独角的还是双角的,都统称麒麟,无角的应称辟邪;刘敦帧《中国古代建筑史》的观点与杨宽大体相同。学者们的研究很具体,但我还是更喜欢“辟邪”这个名字,更愿意用这个名字统称它们,因为其与墓主安排给它们辟驱邪气厉鬼的职责更为名实相符。

 

 

辟邪是六朝遗物。

说实话,多年来,品味六朝人独特的“魏晋风度”,一直是我乐之不疲的一种文化爱好,我的精神在他们遗留下来的或真迹或赝品、或墨迹或刻石所营造的情韵中畅游和停泊;我像所有的书法爱好者一样,在王羲之开创的魏晋书风中浸淫,我熟悉其审美情调,更熟悉其艺术风格,以至推而广之,我有着这样的一种感觉:六朝的艺术总不外乎行云流水、璎珞环佩、芳树清风。然而,南京郊野的这些巨大的石兽,让我不得不承认这种感觉原本是一种错觉。随之,一个个巨大的问号总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六朝的艺术不是崇尚柔媚风流吗,如此高大威猛的石兽怎么会出现在六朝呢?六朝人不是热钟于将各种石头碾成粉末、炼成“五石散”,服下以求“面若桃花,脚底生风”吗,他们何以又会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石头的钟情?六朝人行事的一贯作风不是“兴起而作,兴尽而止”吗,当他们面对着一块块巨大而冰冷的石头又哪来的如此恒心?

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我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向一个个巨大的辟邪追问,但它们给我的回答是永远的沉默。

我第一次近距离地观察辟邪时,它高大的形体和威猛的神情着实让我吃了一惊。那尊辟邪坐落在一所小学校的校园内,宽近两米,高和长各有三四米,用整块石头雕刻而成,看上去似乎一头巨狮被囚禁在一个小小的笼子里。它孤独地立在阳光下,在接受阳光灿烂的同时,也遭受着风霜雨雪的侵蚀,千余年的时光在它身上留下了累累伤痕。一阵下课铃响后,几个小学生爬到它宽阔的背上,搂着它的脖子嬉戏,此时它似乎是那么的温顺。然而我却从它这种表面的温顺中读到了太多的沧桑,因为站在它的身旁,我分明听见了它粗重的喘息声。你看它长腰细颈,肉丰骨健,昂首挺胸,双翼待举,张口吐舌,双目怒睁,一足前迈,似乎马上就要从原地飞奔而去,去进行一番血肉博杀,去履行自己的职责,去捍卫主人的尊严……一时间,我怎么也难以想象,这个似乎活生生的生命原本竟是一块冰冷的石头。

此时,我对辟邪的宗教(抑或迷信)功能已毫无兴趣,感兴趣的倒是它表现出的一种艺术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仅仅来自于六朝人对石头所作的一番真切的问候!我因此而对六朝人生出了另一种好感,发现他们的柔弱与细腻遮掩不了他们的粗犷与剽悍,他们的风流与潇洒遮掩不了他们的执着与深刻,他们的病态与堕落遮掩不了他们的阳刚与豪放。并觉得在这一方面,他们与秦汉人,与唐宋人,与同时代的北朝人,与所有时代的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是的,六朝人也争权夺利,贪得无厌。六朝兴废,一幕一幕,你方唱罢我登场,其间动力,说千道万只在“权”和“利”二字上;每次幕启幕闭,都以血腥杀戮为仪式,其原因说到底也在此二字上。因为贪婪,六朝的后宫里总是嫔妃如云;因为贪婪,六朝的王侯们大多穷奢极欲;因为贪婪,今生享尽荣华富贵还不够,还要将之带去来世,于是巨大的辟邪被安排在陵墓的神道前看门守户。既是看门守户,辟邪的形制一定是威猛的、凶狠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表现在艺术上,少不了要对汉代石刻艺术传统作全面继承,因此,六朝艺术虽总体追求风流柔媚,但石刻辟邪却能以力量、运动、速度体现出一种宏伟庞大的气势之美;而且这种美正因其宏伟与庞大的气势又注定了必将走向唐宋,走向未来。因此,无论你从辟邪身上看到霍去病墓前卧兽的影子,还是从唐太宗昭陵六骏身上看到辟邪的影子,那都是并不奇怪的事情。也因此,辟邪在艺术史上呈现的这种承前启后的艺术风格,与其说是艺术的选择,还不如说是时代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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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人似乎比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畏惧人生末日,渴求生命永恒。于是及时行乐成了六朝人常取的生活方式,但如此虽能行乐一时,但过后更大的空虚与悲哀又总会像毒蛇一样紧缠他们的心;他们炼石为丹,服“五石散”,以求长生不老,殊不知一时的“面若桃花,脚底生风”,正是在加速走向生命的尽头;于是他们为修得来世,大兴土木,营造了“南朝四百八十寺”,但虚幻的信仰似乎又帮不了他们多大的忙,梁武帝便是最好的例子。于是,六朝人似乎又比任何时代的人都寄情艺术,他们渴望通过艺术而使生命不朽与永恒。我们不能不说这是六朝人的大智。

然而六朝人和六朝的艺术又多沐浴在江南的和风细雨中。与北方相比,江南多水而少石,索性将碑石禁了吧!索性让六朝的艺术顺着江南的流水一路柔媚下去吧!说这是六朝人作茧自缚也好,因噎废食也罢,反正六朝时确实“禁碑”了。好在当时纸已不再稀罕,于是文人雅士们便将艺术的才情一古脑儿地倾泻于纸上。在纸上挥洒的确比在竹简上、石碑上刻写自由多了,也舒服多了——那简直就是一种酣畅淋漓的痛快!在这方面,书画家们自然是最为受益的。只见他们个个笔走龙蛇、水墨飞舞,其情形似乎正表明造纸术的进步正是因了他们的需要。“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从中可以想见王献之纵笔挥洒时有着怎样一番闳肆磅礴的风采!

是纸的襄助,推进了六朝书风乃至六朝艺术向着飘逸秀媚一路发展,且越走越远。

然而,也是因为纸,六朝的艺术又显得如此的脆弱,那一张张沉载着六朝人千种风华、万般锦绣的纸呵,在走向未来的漫漫长途中,或焚于兵燹,或毁于洪荒,或碎于虫蠹!总之,千年下来,早已芳踪难觅。

记得我早年学习书法时,《兰亭集序》中所描绘的永和九年的那场艺术的聚会实在令人向往,然而要一窥王羲之的真迹却是不可能了,为此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让人懊恼不已的故事,他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王羲之的真迹早已被唐太宗带进了坟墓;不仅如此,面对市面的出售的那些所谓的晋人法帖,老师还告诉我们说,那多为赝品,有唐人的临作,也有宋人仿作。现代人想真正领略晋人艺术的风绪余韵,那只能是一个永远的梦。这不能不让人因之而“一声叹息”。然而六朝人当初是想把他们留在纸上的那些天花与心画留给我们的呀!是历史的风尘将它们都统统湮没了!

谁又曾想到,倒是那些工匠们当初或许是出于被迫而发出的丁丁当当的凿石声,竟成了六朝人对于今天的我们最为真切的问候!

不是么,就说我们生活的这座号称六朝古都的城市,即使搜遍城中的大街小巷,真正的六朝遗物又能找到多少呢?这不能不让我们时常想起那些蹲守在城外荒野之上的那一尊尊孤独的辟邪。辟邪,唯有辟邪,它们才是地地道道的六朝遗物!是六朝人留给我们这座六朝古都的唯一馈赠!但与其说它们是六朝人的馈赠,还不如说是时光的馈赠,历史的馈赠。

 

 

然而,在这份馈赠面前,南京人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表现得那么漫不经心,甚而至于要不是它们实在太大太重,或许早被“砸得粉碎”,或“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是一位外国人对它们的浓厚兴趣帮助我们认识了其艺术价值,那位外国人叫喜仁龙,他在他的一本叫做《中国的雕刻》的书中,详细而系统地介绍了南京辟邪的文物价值与艺术价值。随后,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在《中国雕塑史》中对于喜仁龙的介绍给予了高度肯定,从此,南京的辟邪才越来越获得了人们的重视。

在一般人的眼里,那些狮子不像狮子,老虎不像老虎,四脚粗壮竟又长着一对翅膀的辟邪太奇怪了,十足地地道道的怪兽,殊不知其艺术价值正在此。的确,世上本没有辟邪这样的动物,它们是人们根据自己的想象创造出来的一种灵瑞神兽。辟邪的外形最接近现实生活中的狮子,然而现实中的狮子是不可能长出一只角或一对角的,更不可能长出一对翅膀,但辟邪除了长出了角外,更令人难以置信地在腹侧一律长着一对鸟翼。这是南京辟邪的最大特点,也是其创作者的最为“传神之笔”。而这一传神之笔不仅在于它是对现实的一种反动,更在于这种反动中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法国著名考古学家奥斯丁·亨利·莱亚德(A·Hiayand1817-1894)在评说从两河流域亚苏尔纳西尔巴尔二世国王的宫殿出土的有翼石狮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最能表现睿智的无过于人头,最能表现威力的无过于狮子,而最能表现速度的无过于鸟翼。这些有翼的人头狮并不是随便创造出来的,而是具有其深刻的涵义。它们曾威慑和教导了三千年前十分强盛的种族。”由此看来,南京的辟邪,与古埃及的狮身人面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也因此,今天的南京人将它选作市徽的主要图案,而南京电视台干脆将它作了自己的台标,实在是很具有文化见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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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南京的郊野除了辟邪还有别的石兽,那是不同时代留下来的。有人说南京是一座“属于死人的城市”,因为它的四周被太多的陵墓包围着。而只要有陵墓,就有神道;而只要有神道,就有石兽。让我们来看一看其他的石兽吧!

明孝陵有着南京最大的石兽群,那些石兽是为大明洪武皇帝朱元璋守灵的,它们由石象打头站立在神道两旁,老百姓因之称孝陵神道为“石象路”。石象路两旁的石兽,数量之多、保存之好,是多数至今还遗落在荒郊野外的辟邪们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再则,它们的雕刻工艺不能不说都是十分精致的:那石象、石马、石骆驼、石狮子等,无一不被雕刻得比例匀称、形体逼真。然而,尽管如此,我们在石象路上漫步时,总觉得它们身上缺少了点什么,它们形体惟妙惟肖的同时明显又呈现着一种拘谨、呆板和缺乏想象力。每当此时,我常常会想起辟邪,想起它们显示出的威猛、力量、速度,以及天才般的想象力。而这又不能不让我常常心存这样的疑问:从六朝辟邪到孝陵石兽,从六朝到明朝,我们的文化、艺术究竟是进步了,还是退化了呢?

多年来我一直在猜想,那些充满想象力的辟邪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下被创作出来的呢?它们形体如此巨大,至少从采石,到设计,到雕凿,完成它们决非一朝一夕,更决非一蹴而就。但另一个事实是,它们所守护的那些墓主,多数在位的时间并不是太长,短者只是几年甚至几月,长者也只十几年或几十年,即使从他们登上大宝之日便开始营造自己的陵墓,那也不会有很多的时间留给工匠们去创作这些辟邪。在有限的时间内,工匠们的创作如果带有完全的被动性,或被迫性,那他们凿子下的作品还能如此充满艺术的张力和非凡的想象力吗?我猜想的结果是,辟邪的创作者或许对石头有着一种天生的情缘,在雕凿这些石头时,他们的心或许正通过自己的雕凿而与这些石头进行着一种对话,一种亲近,一种融合,而这一切又只能发生在艺术的层面上,前提也只能是对艺术的渴望。因为现实中,他们在雕刻时,身后的监工或许正举着鞭子吆喝:“快点快点,不许偷懒!”

这些巨大的辟邪如果真是这样被雕成的,那么它们与北朝佛像雕凿的情形就有着很大的相似性!

 

 

“六朝”中之所以有一个“南朝”,是因为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北朝”。老实说,我多年来考察南北朝艺术时,目光一直在南朝逡巡,这倒并非我认同于封建文人们只认南朝为“正朔”的观点,而是我一直以为六朝的艺术精华在南朝,至于北朝么,因“丧乱之余”,艺术自然也恶俗粗劣。然而,当我第一次来到大同云冈和洛阳龙门,望着那儿一个个石窟、一尊尊造像,我便深深地感觉到自己曾经的这些想法错了,从此,我的目光开始一次次地透过江左的风流潇洒,从此岸到彼岸地搜寻,而每一次搜寻,一种不同的情调总会充盈我的身心。尽管我内心深处多年的美的沉积在不停的抵触着它们,但最终我还是忍不住渐渐走近了它们的质朴、粗犷、浑厚与阳刚。只是我在这一过程中时常会想到一个问题:与南朝文人纸上的挥洒相比,北朝工匠们这种石头的创作要艰辛百倍,他的动力究竟来自何处?对此思考再三,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工匠们创作的第一动力当然来自于宗教的执着,但是,当我发现那些佛像的脸竟是北魏的几个皇帝的脸后,就不得不认为工匠们创作的最直接动力恐怕还是来自于皇命的驱使。

在皇命驱使之下的创作,其被动性甚至被迫性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似乎一点儿也没影响北朝工匠们的创作努力,对此那一尊尊雕工精湛的佛像本身便是最好的证明;只是工匠们所作的这些努力,与其说是为了宗教,还不如说是为了艺术,最好的证明仍是那一尊尊雕工精湛的佛像本身——你看它们庄严的法相中更多呈现着的是人性的恳切。这与其说这是宗教的行为转化成了顶尖的艺术,还不如说是顶尖的艺术淹没了宗教。

——艺术的沉醉有时竟可以漠视皇命的驱使甚至战胜宗教的执着!

“南朝的辟邪正可与北方的佛教石刻相媲美,与北方佛教石刻堪称南箕北斗。”梁思成先生的这个结论,大概也正是基于此而得出的吧!

从此岸到彼岸,辟邪不朽!石窟不朽!艺术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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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瞬间

作者: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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