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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西郊的变迁(读后哀哀欲泪)——上

发表日期:2009-09-09 摄影器材: 点击数: 投票数:

一:“郑西新区”闪耀上世纪五十年代

  2006年4月7日下午5时许,晴朗无风,春天的太阳将温暖的光线洒满郑州国棉一厂生活区。六七十岁的老人三五成群地闲坐着,或打牌,或什么也不干,纯粹地享受着春天的阳光。西郊的几个国棉厂,无疑是郑州市老龄人口最密集的地方,数万曾经为郑州创造奇迹的大姑娘小伙子,如今成了步履蹒跚、白发苍苍的老人。

  “50年前,几个纱厂说起来‘呼啦啦’都起来了,那架势,跟现在的郑东新区一样!”

  73岁的杜麦来弓着腰坐在路边的花坛沿儿上,跟记者聊起了从前。他是郑州老城北边杜岭村人,目睹了半个世纪来郑州沧海桑田般的变化。指着国棉一厂生活区东南角,老人的眼睛变得明亮起来:“以前这里都是烧砖的窑,三厂那边是脱坯的地方,我十多岁的时候在这儿脱过坯!”

  老人说,那时西郊地势起伏,沟壑纵横,几个村庄里草房低矮破旧。现在的建设路那时是一条三四米宽的大沟,最深的地方有七八米,西起三官庙(今郑州汽车客运西站附近),向东到商业大厦一带,这条沟底是条路,那是郑州通往洛阳的古道。三官庙因地处古道边,形成一个集市,“逢单儿”都有集。杜麦来的姥爷家在于砦(今嵩山饭店南),他小时候常随姥爷推车菜去三官庙卖,两个人天不明上路,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只记得路上浮土很厚,车轱辘轧下去一脚多深。

  建国棉一厂时,年已二十的杜麦来在运输公司上班,跟着大队人马用架子车往工地拉砖,亲眼看着整齐漂亮的厂房在原野中建造起来。“郑州哪有过那么大的房子呀!”

  在杜麦来看来,50年前西郊发生过一个奇迹:沟壑纵横的原野,几年时间工厂林立。国棉厂一年建成一个,印染厂、纺织机械厂、第二砂轮厂、煤矿机械厂、电缆厂、郑州纺织机电学校(今中原工学院)、河南纺织学校、郑州机械学校以及配套的医院、中小学、电影院,五六年的时间便铺满了西郊。面积比郑州原有的城区还要大,说再造了一个郑州,那是一点儿都不含糊。

  那是一段充满激情的岁月。从战争废墟中站起来的中国,以积郁多年的强烈渴望,发起了建设工业化国家的浪潮,而郑州就是在这个时候,成长为中原大地一个举足轻重的城市。

  或许数字最能说明郑州的成长。1948年解放时,郑州只有卷烟、面粉、纺织、木业等几个小厂,全市的工业总产值仅有300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下同)。“一五”期间,国家对郑州的工业基建投资3亿多元,到“一五”结束时的1957年,郑州的工业企业发展到575个,工业总产值达到4亿元,9年间增长了300多倍。

  历史为何青睐郑州?西郊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近一个月的时间内,记者走访了上世纪50年代郑州的市长、国营厂的厂长及数十位干部工人,他们的讲述,使我仿佛走进了那段岁月。

                                           河南资源支撑“郑西新区”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个世纪50年代郑州没少“叨”武汉的“菜”。建设郑州五大棉纺厂的省建五公司(原名中南纺织管理局工程公司)、后来成为中国砂轮行业老大的郑州第二砂轮厂,都是在武汉组建,后来搬迁到郑州的。其实,“第一个五年计划”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当时中国缺少编制长期规划的能力,对资源分布的家底也不十分清楚,所以计划在不断调整,原本要建在郑州的拖拉机厂、矿山机械厂、轴承厂等,在郑州厂址都选好了,后来改建在了洛阳。因此在“全国一盘棋”的时代,也说不上谁“叨”谁的“菜”。从根儿上说,是交通优势和资源优势将国家投资吸引到了郑州,使这座城市搭上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头班车”——“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年,中国经过三年经济恢复,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那年年初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周恩来告诉人们:“我们国家计划建设的规模一开始就是极其宏大的,摆在人民面前的任务是光荣而巨大的。”这样的建设,是几代中国人一直以来所渴望和梦想的,其核心就是实现国家的初步工业化。早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就特别强调:“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105年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

  这样的国家行动,是充满激情和富有感召力的。“一五计划”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工业化建设的高潮。1953年12月,鞍钢三大工程提前完工,成为“一五计划”第一个建成投产的重要项目,从此新中国有了第一炉铁水、第一根无缝钢管。随后,武钢、包钢、一汽、长江大桥也开始施工并建成使用。郑州的机遇,就是在这次工业化的浪潮中到来的。

  当时中国工业布局极不均衡,现代工业几乎全在沿海地区,内地几乎一片空白。为了改变这种不均衡局面,也因为当时朝鲜战争还没有结束,不得不从军事角度考虑工业布局,国家将大量资金投向了中西部地区。坐落在京广、陇海铁路十字路口的郑州,其价值曾长期被战争淹没,大规模工业建设时代的到来,使郑州被刮目相看。而河南丰富的棉花、煤炭、铝矾土等矿产资源,也纷纷站出来给郑州撑腰。这样“一五计划”将郑州定为重点发展城市。

  最早决定在郑州建设的,有棉纺厂、砂轮厂等。当时河南是全国最主要的产棉区,所产棉花以棉质优、纤维长享有盛誉。而作为交通中心的郑州,长期以来也是全国重要的棉花集散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火车站就有几十家棉花打包厂。在这里建设棉纺厂,成为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二砂原本要建在武汉的,由于发现主要原料铝矾土出产在郑州附近的巩县(今巩义),才决定在郑州建厂。

  这么多工厂要建在郑州,应该建在什么地方?90岁高龄的王均智老人,上个世纪50年代曾先后担任郑州副市长、市长,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专家为郑州设计了一套城市规划:以火车站为大门,以人民路为中轴线向东北发展,这个规划当时已经实施。潘复生出任河南省委书记后,总觉得斜着的人民路很别扭,提出中国人习惯棋盘式城市,把城市道路都建成斜的,以后是要挨骂的!他指令王均智负责,重新进行研究,再搞一套方案。王均智召集有关部门、专家,认真研究了郑州的地质和地理特性:西郊地势高,不会被水淹;西郊是荥阳、巩县那种可以挖窑洞的土,东郊则是中牟那种适合种花生、西瓜的沙壤土;西郊地下水位3~5米,而东郊地下水位太高,挖一两米就见水了,建造多层建筑有困难(这是当时的情况,如今郑州西郊地下水位有20多米)。他们依据这些情况提出一套规划方案:工业企业集中向西发展。潘复生主持会议讨论,最终同意了这个方案。

  从1953年开始,郑州西郊的原野上展开了大规模的工业基建,而东郊则建设为河南行政中心。这两部分,如同郑州张开的双翼,带动了上个世纪50年代郑州的起飞。当时人们习惯性地称东边的行政区为“东郊”,西边的工业区为“西郊”,原来的城区为“市里”。这种称谓一直延续到今天,以至于很多外地人都不明白:明明是城区,为什么叫西郊、东郊?

                                                     住大席棚盖大工厂  

  居住在郑州西郊前进路的骆家权老人,是省建五公司组建时的“元老”,更是西郊建设的见证者。骆家权是上海人,1946年毕业于上海 江大学经济系,解放后在一家私营“营造厂(即建筑公司)”工作,武汉国棉一厂建厂时需要监理人员,他被营造厂派到武汉。1952年,中南军政委员会纺织局(以下简称中南纺管局)组建工程公司,当时人才匮乏,动员骆家权等十来个专业人员加入。

  骆家权大学毕业即遭遇战乱,工作难找,生活动荡,目睹解放后百废俱兴的局面,十分愿意加入国营企业,自己生活安定,也可投身祖国建设。公司成立后,在上海、武汉等地大量招工,当时的建筑工人流动性大,工作极不稳定,四处流浪,听说国家要招固定工,都很乐意加入。但这时武汉要建重工业基地,没力量建设纺织厂,而郑州已确定大上纺织厂,因此纺织部决定将这个工程公司搬迁到郑州。

  1953年1月,中南纺管局工程公司进驻郑州西郊。郑州修筑二七纪念堂的两三百名建筑工人被并入该公司,加上从南方来的1000多人,成为一个具有2000多人的专业建造纺织厂的建筑公司。

  这批建设者来到郑州时,正是严冬季节。他们顾不上为自己建造像样的住房,用粗大的毛竹在野地里撑起架子,顶上和四周用芦席罩严实,就成了办公室、食堂和宿舍。

  “一个席棚千把平方米,里面一排排的通铺,一个通铺睡三四十个人。那时候年轻,都是二三十岁的人,不知道苦!”长沙籍的老工人熊国尧告诉记者,他们在这样的席棚里住了一年多,经历了一个夏天和两个冬天。直到国棉一厂建成,他们才为自己建造了固定住房。

  熊国尧原来是木工学徒,因年纪小,进公司后被安排当了供销科长——老红军陈长尧的通信员,主要工作是到位于德化街的邮局收发信件。“那时的路太糟糕了,尘土埋脚脖儿,一脚下去溅很高!那时风沙太厉害,走在路上沙子打眼,早上起床被子上一层土,刮起风吃饭都要快点,不然就得吃沙子。”后来公司为通信员配了自行车,熊国尧很高兴,但很多路段高低不平,自行车没法骑,只能推着走,去一趟德化街,紧赶慢赶一上午能走一个来回。

  自行车那时很少,一般人去市里只能骑毛驴。骆家权告诉记者,那时每天工作时间是9个小时,两个星期休息一天。当时西郊除了炮院、医学院正在建设,几乎一无所有,所以休息日大家都想到市里玩玩,下馆子改善改善生活。不过骑毛驴进市可不便宜,到京广铁路要两角钱,过铁路还要再加5分钱,要知道,那时候一只烧鸡也不过三角钱。比较起来,那时骑毛驴比现在“打的”还贵。

  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建筑工人们一年多内建成了国棉一厂。以当时的建筑经验,建造大规模的现代化工厂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按照解放前的情况,建造一座五万纱锭的棉纺厂,在外国人指导或承包下,也需要两年多时间。而当时省建五公司刚刚组建,人员来自四面八方,要在一年多内建造这么大的建筑,实在是一个挑战。

  国棉一厂的建设,受到中共中央中南局、河南省委、郑州市委极大的重视。中南纺管局副局长亲自兼任工程公司经理,公司科一级干部,大多由从地方抽调的县团级干部担任。郑州市委副书记吕英更是常驻工地,随时帮助解决问题。

  那时施工机械化程度低,很多工序靠肩挑人抬,劳动强度极大。但那个年代人干活不偷懒,不管什么级别的干部,一到工地都跟工人一样劳动。公司的管理也很严格,砌墙要求横平竖直,清晰美观,不合格的坚决推倒重砌。建造厂房时,发现古墓暗井100多处,全部做了加固处理。

  经过两千多工人和数千名本地民工艰辛的劳作,1954年5月1日,国棉一厂建成投产。

  国棉一厂建设成功,当时是轰动郑州的大事。不久,市政府就开通了郑州历史上第一条公共汽车线路,从二七广场开到国棉一厂。

  1955年,骆家权将老婆孩子从上海接来,一家人从此成了郑州人。与他一起来的南方人,基本上也都定居在了郑州。

二:纱锭布机牵线郑州上海

  很多人不明白,郑州国棉一、三、四、五、六厂在西郊建设路一字排开,为什么二厂独独远在陇海东路的布厂街?

  说起来,国棉二厂的历史比一厂早得多,其前身豫丰纱厂,创办于1919年,曾是中国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纱厂。

  豫丰纱厂的创办者、上海人穆藕初是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四大纱王”之一,他曾留学美国,归国后在上海创办德大纱厂、厚生纱厂,创出了“宝塔牌”棉纱,在1916年北京商品质量赛会上一举夺魁,一时声名鹊起。1916年前后,受教育家蒋梦龄的启发,穆藕初奔赴郑州考察,看到这里“地当中枢,陕西、山西两省所产棉花之由彼东下者,为数甚巨;且其地介于京汉、陇海两路线之间,东西南北四路畅运,交通便利,销场甚广……”他当即对朋友说,阿拉上海人一定要在郑州办纱厂,办大纱厂!

  在郑州办纱厂,不但接近原料产地,而且接近广阔的内地市场,同时这里劳动力充足且低廉,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郑州大兴纺织厂的原因。穆藕初可说眼光独到而超前,回上海后,他筹资200多万元,经过数年辛勤操办,一个拥有5万多枚纱锭、两百多台布机和4000多名工人的大型纱厂,于1920年在郑县(今郑州)豆腐寨(今布厂街)建成投产,其规模和设备在当时的中国首屈一指。

  豫丰纱厂建成后,周边兴起了小型商业圈,本来是乡村的豆腐寨,很快呈现出城镇化气象,电灯、自来水、洋车、黄包车等一应俱全,饮食小吃也适应纱厂工人的三班倒,昼夜营业。

  遗憾的是,豫丰纱厂生不逢时。开工不到一年,直皖战争、直奉战争先后爆发,郑州成为两军必争之地。纱厂虽幸未毁于战火,但有关银行钱庄大有戒心,纷纷催款,致使豫丰金融陷入困境。穆藕初辞去两个上海纱厂的总经理职务,常驻郑州苦心经营,但接连不断的内战让他吃尽了苦头,不管哪路军阀占领了郑州,都要住进豫丰纱厂,吃喝拉撒全要管。纱厂生产时起时落,长期亏损,最终因无力偿还债务,于1936年由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接办。第二年,抗日战争的烽火逼近郑州,豫丰纱厂被迫拆迁到重庆,改名为“豫丰公司重庆分厂”,为解决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穿衣问题贡献甚巨。这个厂后来再也没有回郑州,解放后成为重庆国棉一厂。

  1953年,在被日军炸剩下的旧厂房里,政府安装了3万枚新纱锭,在上海和本地招收工人,重开豫丰纱厂。1954年,郑州西郊新建的纺织厂投产,由于拥有5万纱锭,被命名为郑州国棉一厂,豫丰纱厂屈居为“国棉二厂”。此后,三、四、五、六厂相继建成,急需大批熟练的技术工人,但此时郑州除了在废墟上复工的“豫丰纱厂”,纺织业几乎一片空白。“计划经济也有好处,‘全国一盘棋’,调人方便,国家从上海等地调来大批管理干部和技术高超的工人,要不然,郑州纺织业不可能发展那么快。”一位亲历者这样告诉记者。

  由纱锭、布机牵线,郑州和上海来了个“第二次握手”。

                                            远离繁华拓荒郑州

  “仲根娣、吴小妹、顾全妹……”2006年4月8日上午,记者拿着这份南方韵味十足的名单,穿行在国棉一厂生活区,寻访落户郑州的上海纺织工人。

  她们是援建郑州棉纺厂的第一批外地工人。大约1954年的春天,她们与另外200多名上海人一起来到郑州。初来乍到,这些南方人闹出不少笑话,看到大片的麦苗,有女工惊叹:“北方的韭菜长多高呀!”有人在大同路买了几个高粱面儿花卷,吃得直皱眉头:“北方的豆沙真涩!”拿着勺子在“甜汤”里搅了半天,他们也搞不明白为什么没放白糖还叫“甜汤”?差别远不止这些,在郑州“落地生根”、最初的新鲜感失去后,新兴的郑州西郊与繁华上海之间巨大的差距,他们才真切感觉到。

  “那时西郊全是庄稼地,国棉一厂像个孤岛,周围连路都没有,晚上没人敢出去,天一黑就关门关窗。风沙太大,风卷起的小石子把脸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吴小妹的家干净整洁,虽然在河南生活了52年,但老人仍难改南方口音,靠着一厂退休办刘姐的“翻译”,我才能听明白:“在上海,早上小吃几十种,想吃啥吃啥。厂房设施好,有大花园、大球场,有舞厅和戏院、电影院。到了北方,首先是吃的非常不习惯,没有大米,菜又没有油水,红薯面、高粱面做的黑馍涩得咽不下去。吃饭没桌子没凳子,在席棚里成群的人蹲着吃。每到吃饭的时候,一些年纪小的女工都偷偷地哭。”

  来郑州那年,吴小妹24岁,她是作为上海国棉一厂技术骨干被选中的。当时家里坚决反对她离开上海:父亲去世早,母亲一身病,弟弟只有十二三岁,她是家里的“顶梁柱”。但吴小妹说不出口,当时选人是一个党员搭配一个群众,她是党员,怎么能不来呢?!老人说,那时人积极,不为自己考虑,明知道是吃苦受累的活,领导不叫你干你心里还难受呢。初来郑州那么苦,领导来视察,问苦不苦,大家异口同声说:“不苦!”来郑州后的很多困难是事先想象不到的。当时没有假期,她回不了上海,母亲想她的时候,就坐20多个小时的火车到郑州住几天。吴小妹成家有孩子时,一厂还没有幼儿园,纺织工人工作极其紧张,女工们给孩子喂完奶往马路边一扔就干活去了,许多不会走路的孩子,就由厂里找病号看着。母亲体谅吴小妹又心疼孩子,先后将她的4个子女都接到上海抚养。那些年,她对上海更多了一份浓浓的思念。

  仲根娣是和吴小妹一批来郑州的。她11岁到纱厂当童工,技术非常好,郑州招收的新工人送到上海培训时,她被选为老师。后来号召支援郑州建设,她作为入党积极分子主动报了名。初到郑州那段时间,新工人技术不熟练,独自操作时到处是断头,接都接不及。仲根娣、吴小妹等老工人手把手地教她们,一天到晚都要在车间忙碌,弄得领导吵着不让干:“注意身体,回去休息!”但车间的事她们放不下心,常常瞒着领导偷偷加班,就这样,她们带出了一批批技术过硬的徒弟。

                                                郑州棉布拿了全国第一  

  “一五”时,郑州和咸阳、石家庄、北京一起,被国家确定为“四大新兴纺织基地”。国棉一厂的投产,只是郑州棉纺业建设的一个开始。国棉三、四、五、六厂相继而起,以“一年建一个厂”的速度扩展。

  “一厂马路,三厂楼,四厂平房碰破头,五厂污水到处流。”这是郑州纺织厂广为流传的顺口溜,原河南省纺织厅厅长张贺亭解释道,一厂生活区马路宽,因为施工时工程师看错了图纸,据说这位工程师还因此被判了刑。三厂赶的时候最好,跟北京二厂、石家庄二厂和咸阳四厂用的是同一张图纸,三厂的人到了那几个厂都是熟门熟路,厕所不用问准能找到。三厂的生活区都是楼房,最有趣的是除了厕所,每个房间都有一个烟囱,“大概用的是苏联图纸”。建四厂时,国家开始提倡“增产节约”、“反对浪费”,基建费用比三厂少了六七百万元,住房都建成了平房,五厂、六厂用的都是四厂的图纸,也比较简易,特别是五厂地势低,污水管道又没处理好,后来很是麻烦。但不管怎么说,这些新厂还是很漂亮的,特别是三厂,“比上海的厂还好,走遍全国这么漂亮的厂也没几个”。

  工厂一个接一个地建起来了,人怎么办?纺织工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办一个厂需要四五千工人。河南工业底子太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极为缺乏,当时每建一个厂都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招本地工人送出去培训,另一方面通过纺织部大量调人。除继续求助上海外,也从江苏、山东、湖南、湖北等工业基础较好的省份,调人过来,据说当时共有1万多人从四面八方来到郑州。张贺亭当初就负责这项工作,“来的人都很能干,技术都过硬,工作踏实”。

  在采访中,记者看到一份1956年4月5日的《南通日报》,这张报纸头版头条就是《到郑州去》,文中说:“大生一厂(南通著名纺织厂)已有500人报名支援郑州国营棉纺厂。该厂已批准胡桐等11个保全、保养工人前往郑州……工会组织了报喜队给批准的工人戴上了大红花,这11个同志,已于3日下午在200多人组成的欢送队敲锣打鼓的欢送下启程前往郑州。”这份报纸的主人,就是文中提到的胡桐,如今是国棉四厂的退休工人。50年过去了,他还完好地保存着这份报纸,为的是记住那个特别的日子。

  郑州国棉厂以超常规的速度发展起来,很快在全国处于优势地位。1959年,郑州国棉一厂被评为“全国工业先进集体”,1958年,在青岛举行的全国棉布质量评比中,三厂一种规格的棉布拿下全国第一,而四厂另一种规格的布也拿到第二名的好成绩。四厂厂志显示,1959年该厂上缴利税3567万元,而国家在这个厂的总投资不过3628万元。

                                                市长出面“换大米”  

  对于众多来郑州的南方人来说,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没米吃,他们能吃苦能干活,就是不能没米吃。郑州当时不产米,计划经济体制下,粮食的调拨极为困难。找米吃,成为当年他们一项重大事情。

  办法之一是换。八斤红薯面或二斤白面换一斤大米,只要勤快多跑腿,再加上运气,你可能会弄到一点儿大米。办法之二是从家乡带,一厂的上海女工仲根娣就用过这办法。当时女工的产假只有56天,没有人敢在产前休息,都是坚持到临盆。仲根娣在孩子满月后,利用剩下的26天时间回上海探亲,回来时买了肥皂、皮鞋、毛巾等带上,另外她还要带上些大米,不敢多带,就一二十斤。有一次她带两个孩子返回郑州,因为东西太多,差点儿下不了车。

  为了让南方人吃上大米,当时的郑州市长王均智动用了种种关系,扮演了“换大米”的“官倒”角色。计划经济也不是没一点儿余地,可以通过有关部门调剂,还可以找南方地区“协作”。所谓“协作”就是拿彼此的特产交换,王均智用郑州的大枣和花生,与南方地区“协作”来了不少大米、鱼虾。虽然不能足量供应,但南方人可以凭粮本买到一定数量的大米。

  后来黄委会引黄河水淤大堤,王均智感觉是个机会,想借此在郑州东郊和北郊修鱼塘、种水稻。但搞这个必须建一个电网,这种计划外的项目是买不来电线的,必须给人家原料人家才会给你加工电线。为这个问题,王市长没少伤脑筋。

  当时第一机械部部长来郑州视察电缆厂。王市长陪了他一天,发现电缆厂有很多铝线头、铜线头,就对部长说:“你把这些废料给我点吧。”部长摇摇头说:“这东西我当不了家,我要打包运到上海,那里不少小企业等着呢。”

  恰在这时,冶金部铝业公司设在了郑州,公司总经理是王均智抗战时的老战友。他心一横“讹”上了老朋友,让他给想办法,这样才买到10吨铝,用这个换来了建立农田水利化电网必备的变压器、电动机和电线。

  记者把这事儿告诉那些南方来的老工人时,他们都很吃惊,没想到当时是这么回事。他们说,那时的领导是真关心他们,下了雪,厂里的领导会为女工扫出一条道路,让她们行走方便。过年过节会到家看望,称他们为“开厂元老”……

  但在郑州几十年,南方人不顺心的事情不少,心理不平衡的事也不少。当时上海经过工资改革,工人工资很高,吴小妹在上海每月拿105元,到郑州后由于地区差异,降为80多元。吴小妹的母亲是病号,“吃劳保”每月只有30元,吴小妹每月要往上海寄40元钱。如今他们心理更不平衡:他们过去在南方的老同事,如今的退休金都是2000多元,而他们却只有六七百元。最让他们不服气的是,“徒弟的退休金比师傅高”。50年代参加工作的,因为退休早,如今收入普遍低,而退休晚的收入相对要高一些。

  不管怎么说,50年前来郑州的南方人已经融入了这座城市。吴小妹老人说,前些年曾想过回去,“不想把老骨头丢到这儿”,但回去看了看,又想回郑州:“上海没房子没至亲的人了,还回去干啥?说句良心话,郑州也不错。大女儿带我去看郑东新区,我觉得很漂亮,不亚于上海。”

三:温故创业工人的非常生活

  “一年建一个厂,一年收回一个厂。”谈到过去,郑州纺织行业的老人常常会自豪地说出这句话。

  如果仔细推敲一下,会发现这句话并不很准确。

  上个世纪50年代,郑州五大国棉厂的确以“一年一个”的速度建成;在效益最好的年份,各厂一年上缴的利税也的确差不多能收回当初的投资总额,但并不是每年都有这么好的效益。棉纺厂的生产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变化。

  “棉花仓库是严禁烟火的,可1958年‘大炼钢铁’,土高炉就放在仓库前。”原省纺织厅厅长张贺亭当时是三厂的工会主席:“犁铧、生铁锅扔进去,没日没夜地干,炼出来的东西跟炉渣一样,我问一位工程师这是钢吗?工程师用砂轮一打,火星乱飞,说是钢。再问这钢有啥用,就没人吭声了。”张厅长介绍说,后来推行“纱厂高速化”,纺车开得太快,结果“锭子‘跳舞’,铜管‘唱歌’”,弄得断头太多,棉花绷得到处都是,纱厂都快变成“棉花厂”了。

  1958年、1959年两年,“大跃进”对纺织厂的影响还没显现出来,当时郑州的国棉厂经过数年的磨合,制度完善,工序合理,形成第一次高峰。1959年,国棉四厂一年上缴的利税3567万元,这一年基本就帮国家收回了投资。但“大跃进”、“高速化”的影响在1960年后显现出来,加上连续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职工减员,生产缩减,到1961年上缴利税降为850万元,不足1959年的1/4。

  到1969年,四厂上缴的利税又恢复到1959年的水平,但“十年浩劫”中,纺织厂再受重创。时任三厂厂长的张贺亭经常被拉上高台批斗,这一套他倒不怕。为学技术,武工队队长出身的他曾在每个车间实习,“谁不认识我?我不认识谁?就那几十个造反的不敢把我怎么样”。但他却被排挤出工厂,到淮阳县兴办小棉纺厂。所有的管理规范被破坏殆尽,到1976年,四厂上缴利税跌落到600多万元。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郑州国棉厂迈进了一个辉煌的时代,到1981年,国棉四厂的利税达到创记录的4400多万元。

  毫不夸张地说,如今“苦菜花”一样的国棉厂,在上个世纪3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国家财政和外汇的摇钱树、聚宝盆。

  纺织业投入低、产出高,积累丰厚、需求稳定,是全世界各国工业化初期的最佳选择。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营企业赚的钱不是企业所有,郑州市也没份儿,企业不能用这钱搞基建、买设备、发奖金,除了国家规定、批准的费用外(如劳保用品),这些钱必须全部上缴。

  前几年几个国棉厂都统计过上缴利税的总和。三厂算出的数据是,他们50年为国家赚了36个厂,其他国棉厂的数据,差不多也是这样的概念。数据是枯燥的,但那个时代的干部工人知道数据的背后是什么。

                                           非常生活之非常瞌睡

  凌晨三四点钟,是人睡觉最好的时候,对于上夜班的纺织工人来说,那是最瞌睡的时候。

  “工长拿个铁棍到处敲,冲着犯迷糊的就‘当当当’一阵,防止人睡着了。工人腿都是软的,站着都能睡着,接着线头就睡了,迷迷糊糊去接,有的人因此胳膊被轧断!”

  说起纺织厂当年的“三班三运转”,72岁的徐阿姨语速一下子加快了。

  纺织工业属于轻工业,但“轻工不‘轻’”!车间机器震耳欲聋,棉絮四处飞舞,温度高、湿度大,这些都不说了,大家都适应了,劳动强度也特别大。按“郝建秀工作法”的标准操作计算,布机车间的工人一个班要走80里,8小时下来,很多工人“腿都比较粗”;挡车工以前看300纱锭,技术改进后看五六百纱锭。劳动强度大还不算啥,更主要的是“三班倒”实在太累人。

  单身的时候还好说,一成家有孩子,下班时休息就不能保证了。最难的是两口都在纺织厂,两个人必须错开上班,上夜班那个,白天还要洗洗涮涮,照顾孩子,补衣服……有时抱着孩子就睡着了,孩子掉地上也不知道。过会儿一激灵醒了:“孩子呢?!”有的时候知道孩子掉床了,也起不来,闭着眼往地上摸,摸到一条腿拽上来,搂着继续睡。

  那时候“6个早班、6个中班、7个夜班”这么轮换着上班。上夜班是最难受的,下了夜班人要瘦一斤多,整天在灯下不见太阳,人都迷六七瞪的。有时候,下了夜班还要再上中班,中间八个小时,人都跟打败仗的兵一样,低着头走路,有人说:“不走了,睡马路边吧?”旁边就有人应:“不中啊,家里还有孩子!”

  纺织女工还真有瞌睡得没办法在马路边睡觉的。一位在市里住的女工,夜里12点下了中班,瞌睡得要命,勉强走到大石桥,实在走不成,自行车往路边一丢,枕着车子就睡着了,醒来身上有劲了,再骑回家去。多亏那时社会秩序好!

  夜班工人在凌晨两点有半小时吃饭时间,大家都是风卷残云地吃完,然后找个地方躺下就睡,工长不能睡,她要叫大家。睡10多分钟舒服极了,“车间噪声大睡不着?不会!噪声再大都能睡着,有一分钟时间都能睡一觉!”

  1980年,郑州几大纺织厂扩招1/4的工人(都达到近万人规模),开始实行“四班三运转”,对纺织工人来说,这是天大的福音。他们不再是连轴转,从夜班转到白班时,终于可以有休息、调整的时间了。

  徐阿姨已退休多年,但腰肌劳损、胃病等疾病还在折腾着她。这些都是纺织工人的职业病,“三班倒”的工作制,使生活不规律,吃饭不准时,不是饭点,常常热的凉的随便抓点吃,吃得又快,很容易得胃病。

  当年纺织厂的请假制度很严,病假不好请,“发烧不到38.5度不让歇,烧38.5度才让歇三天。”徐阿姨说,她在纺织厂只请过一次病假,那次她发烧,浑身难受没一点儿力气。到医务所想请假,医生一量体温,发烧38度,按照制度不准假,开了药让去上班。“我心里非常生气,赌气不吃药。没多大一会儿就烧到38.7度,车间领导慌了,让我去医务所打针,给了我三天假。”

  徐阿姨说,虽然很累很辛苦,但“文化大革命”前大家心情还是很舒畅的。当时纺织厂是多好的地方啊!工人干劲大,没偷懒的,心可齐了,有什么工作,大家一齐上,有多大力出多大力。工人下班没完成任务都不走,到一边把活干完才下班,有时带孩子的阿姨找来:“你怎么还在这儿?孩子饿得哇哇叫!”这才想起孩子,“啊”一声,匆匆走了。

  工厂加班多,有加班费的,不少女工因为家务多来不了;义务加班的,没有一个人不来。1960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实行“低标准”,吃不饱肚子,工人们还是照样干。

  其实不只是工人,纺织厂的干部一样辛苦,一样要上夜班。曾任四厂厂长的李振声说,最苦是“低标准”时期,工人都吃不饱,干部标准比工人更低,去上夜班,肚子饿得没办法,就买点酱油冲开水喝,不然这一晚上熬不过来。

                                                非常生活之非常育儿  

  上个世纪50年代,每到周末,就会有单位找国棉厂办舞会。高炮学院(简称炮院)就经常联系三厂,到周末派车来接人去跳舞,那时候,建设路还是一条大沟,来往很不方便。

  其实组织舞会的人不是为了跳舞,而是借舞会搭鹊桥。在那个年代,国营厂属于“最好的单位”,工人地位高,工资也高,纺织厂有大量年轻女工,炮院、二砂、省委机关、市委机关的年轻人都“瞄”着呢。有的单位出面组织舞会,单位不给操心的,就自己找人介绍。厂里的女工也大多是谈婚论嫁的年龄,很快,女工们都成家有了孩子。

  现在的产假都是半年,那个时候只有56天。产前没人敢歇产假,大着肚子行动不便,但活还要干完。国棉一厂的一位老人在接受采访时说,她曾经流产了四次。当时的现实是,纺织厂女工太多,照顾不过来。

  “纺织工人生孩儿简单,到医院就生了,都是到时候了。”一位退休老工人这样说。

  56天产假过得飞快,还没享受到做母亲的喜悦,女工就要上班了。厂里设有哺乳室,婴儿放在里面,上班时间可以出来喂奶,但从车间出来到回去,只半小时。出来哺乳时,妈妈们不敢到更衣室去换衣服,下雨的时候也没人敢去找伞,冒雨就跑。每个班组二十来个人只有一个预备工可以顶岗,一个妈妈回来了,另外一个才能去。

  当时房子很紧张,厂里专门为带孩子的女工安排了“妈妈楼”,一间房子住四五个妈妈。房子里摆满了床,中间一个窄过道,给孩子把尿都要很小心,不然就尿到别人床上了。

  孩子一岁时,就要转到外面的托儿所,没哺乳时间了,必须断奶。纺织厂换班时人潮涌动,最紧张的就是那些妈妈,抱着孩子“颠颠”地跑,送了孩子才能进厂上班。

  一岁的孩子,很多还不会走,不好照顾。“要说咱也得理解人家,孩子多,阿姨少,照顾不过来。”一位退休女工并不是埋怨当年幼儿园的阿姨:“孩子拉肚子不敢跟她们说,说了她们就拉个痰盂,让孩子坐上,再拿绳子绑在那儿。去接的时候,孩子坐那儿睡着了,小屁股淹在痰盂里。”

  有的人家不送孩子,大的看小的,常常是三四岁的看一两岁的,这叫“大猫衔老鼠”。有户南方人,三四个孩子都这样养着,家里蒸一锅馍不敢放桌子上,放那儿一会儿就没有了。想办法装在篮子里挂梁上,结果孩子像猴子捞月一样,大孩儿抱小孩儿够下来吃光了。

  “那帮孩子,不知咋都一个个长大了!”说起这些事,那位退休女工至今仍很感慨。

  纺织厂的女工,特别是从南方来的那些人,有不少两地分居的。按照规定,这样的情况一年可以有12天的探亲假,但男的要是过来看了,厂里就不再给假。后来人就“学能”了,先过去,然后男的再过来。有了孩子后,这样的家庭特别艰难,很多人想方设法调到郑州来。

  原国棉四厂医院院长袁俊先就是这么来的郑州。他爱人1956年调到郑州,来时厂里就让登记配偶情况,马上去上海要人。袁俊先当时是上海一家医疗单位的党支部书记,那边不放人,一直拖了三年,他爱人跑到上海去要求,那边才放人。

                                             非常生活之非常不平衡  

  袁俊先今年75岁,1992年退休,现在每月退休金715.95元。他在上海当支部书记时,手下的两个支部委员工资都比他低,现在的退休金却都是每月两三千元。袁俊先曾有机会调到郑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工作,因厂里需要没走,如果在四院退休,他现在的退休金每月能拿到2500元左右。

  1992年退休的人是最不走运的,因为第二年退休金就开始上涨。四厂人事处原处长李静也是1992年退休的,她现在每月680多元,老人给记者算了笔账:因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她的药费每月至少要120元,水电暖平均每月也要支出上百元,每月都是捉襟见肘。按级别,李静本来能享受120平方米的住房,但因为没钱购买,她现在仍住57平方米的旧房子。

  从江苏南通调到郑州的老工人胡桐1993年退休,每月比1992年退休的人多拿100多元钱,但他心里也不平衡:1964年他带的徒弟,现在的退休金每月1300元,比他多了近一倍。

  这种情况在郑州西郊非常普遍。

  为采写这个题目,记者接触了数十位老工人、老干部,他们都是上个世纪50年代西郊创业时的老工人,为国家做贡献他们无怨无悔,但如今很多人每月的退休金只有四五百元,远远低于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也远低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参加工作的人,这使他们心里不能平衡。

  老人们说,医药费是按照工资的4.5%提的,工资低,医药费就低,每月不过20多元,一年300多元,“不够打两次针”。老人们说,吃饭是不成问题,但就怕生病,“吃饭不吃药,吃药不吃饭”。按照过去的就业制度,这一代人的子女很多在西郊的工厂上班,如今也很困难,不但没能力照顾老人,有的还需要父母贴补。

  李静说,以前有人说纺织厂难就难在一个在职的要养活一个退休的,“我不爱听这话!我们干了一辈子,怎么要在职的养?怎么吃的是在职职工的?”她说,“我们都是70多岁的人了,希望有生之年得到应有的待遇。”

关键词:回忆

作者:雪韵茶香

《郑州西郊的变迁(读后哀哀欲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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