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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西郊的变迁(读后哀哀欲泪)——下

发表日期:2009-09-09 摄影器材: 点击数: 投票数:

四:与东德合作打造“工业牙齿”

  “请问第二杀驴厂养活驴车间怎么走?”

  遇到这样问路的,就是“老郑州”也发蒙。其实这人要找的,是郑州第二砂轮厂氧化铝车间。这是一个曾经在郑州西郊广为流传的“段子”,可见人们对磨料磨具行业的陌生。别说一般人,就是1954年前后分配到二砂筹备处工作的人,也很茫然:“砂轮是什么?”

  当时,中国只有一个砂轮厂,即沈阳苏家屯砂轮厂(后来改称第一砂轮厂)。但磨料磨具号称机械工业的“牙齿”,没有它,飞机大炮造不出来,汽车拖拉机也做不出来,就是小小的钢笔笔尖,也要用比纸还薄的砂轮劈开。中国要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没有砂轮根本不行。

  “一五”之初,国家就决定上马大型砂轮厂,1953年5月在武汉成立筹备处,数月后,巩县(现巩义市)大储量的铝矾土矿,将筹备处吸引到了郑州市敦睦路56号。铝矾土名字叫“土”,其实是种石头,是生产磨料最主要的原料之一,把工厂建在靠近矿源的地方,无疑可以大大降低运输成本。

  中国磨料磨具行业技术基础薄弱,不具备建设大型砂轮厂的条件。二砂当时不属于著名的“156项苏联援助项目”,由民主德国(简称东德)援建。由于这个厂投资规模巨大,被戏称为“第157个项目”。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郑州第二砂轮厂(现白鸽集团)占据了郑州乃至河南多项第一。它是国家在郑州投资最多的项目,投资额1.5亿元,几乎相当于5个国棉厂的总投资;厂区面积最大,1平方公里见方;有最高的烟囱,达64米。其实不光在郑州,在全国二砂也“很牛”,当时它是全国最大的砂轮厂,也是全世界第二大砂轮厂。

  这个生产磨料磨具的大型企业,建厂的过程可说是“好事多磨”:从筹备到正式投产用了近12年,从开工建设到投产也有9年之久。之所以用了这么长的时间,一是由于这个厂太大,超出了东德人的设计能力,试生产时没能如期生产出合格产品;二是当时中苏闹崩,影响了中国与东德之间的合作,双方在谈判桌上坐得太久,影响了后来的改建工作。

                                            时光隔不断的情谊

  1985年,为了得到新设备新技术,二砂一行人前往东德考察。当他们在著名的皮斯特里茨厂参观时,突然听到有人用中文高喊:“陈!陈福恒!”

  时任二砂技术管理部副主任的陈福恒吃惊地抬起头,他有几十位情深谊厚的东德朋友,但彼此隔绝了20多年,虽然这次出国前心里就期待着与他们的重逢,但茫茫人海谈何容易!猝然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陈福恒一时有点反应不过来。

  一个金发碧眼的老人疾步走过来,陈福恒依稀认出是当年的刚玉专家柯卜克。没等陈福恒做出反应,对方已将他紧紧拥抱。他心里一阵暖流涌动,张张嘴说不出话来。对方也是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放开手的时候,彼此眼中都有泪光闪动。

  柯卜克说,二砂人出国前,来访者的名单和行程就已传到东德各有关部门,他已经等待多时了。

  二砂人此次行程非常顺利。每到一个城市,陈福恒的房间都是电话铃声不断,有问候的,有介绍所到城市特色和风景的。73岁的安装专家军特驱车前来,专程看望老朋友;专家组长克鲁克纳的女儿凯蒂几次三番地打电话,邀二砂人去她家做客……

  二砂和陈福恒与东德人的这种特殊的感情,还要从50年代郑州那次大规模的工业建设说起。

  1954年,陈福恒“转业”到了二砂。当时说的“转业”,不是指从部队转到地方,而是指地方转到工业。陈福恒原在漯河市委工作,那一年和上千名干部一起被安排“转业”,他被分配到二砂筹备处工作。1955年年初,筹备处领导找他谈话,安排他到北京学德语。“当时外语人才极其缺乏。厂里曾派出一批人去学俄语,后来才知道弄错了:二砂是东德援建的。于是又派我们18个人去北京学德语。”

  也许就是这样的阴差阳错,使陈福恒有机会成为一名德语翻译。陈当时20岁,只认识几个英语字母,对德语一无所知。在北京的一年时间,陈和另一同学学习最好,每次都考5分的好成绩。1956年年初,他被调回二砂,厂里办了个德语学习班,由他担任教师。陈福恒自编教材教了半年多,到1956年9月,东德专家来了,虽然总共只学了一年半,当时的情况是,他不干也得干,因为全国也找不来更多的德语人才,他只有硬着头皮上!那一批来了30多个专家,陈福恒跟了专家组长。

  需要翻译的不是一般的生活会话,而是复杂的专业术语,翻译的时候陈福恒经常憋出一身的汗,这边专家、那边领导都盯着他,那个急啊!他常常不得不说的德语是:“对不起,我没听清,请您讲慢点。”

  所谓“时势造英雄”,就这样一来二去,翻译得多交流得多了,一年多前只认识几个英语字母的陈福恒,很快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德语翻译。先是跟土建专家,然后是安装专家,然后是工艺专家,从1956年到1965年,陈福恒几乎跟东德人朝夕相处。他似乎很容易接近那些“老外”,到现在他觉得中国人、德国人没多大区别,只不过他们鼻子高点,头发黄点,眼睛蓝点,可都是人,都重感情。

  他印象最深的是专家组长克鲁克纳。1960年,克鲁克纳知道当时中国人生活困难,两人一起去北京出差,住在友谊宾馆,那里的饭极贵,陈福恒一个月的工资也不够在那儿吃顿饭,他的工作又使他不能离开单独去吃饭,克鲁克纳总是丝毫不让他难堪地请他吃饭。老外一般不跟别人住一个屋,但克鲁克纳不同,他主动跟陈福恒说:“你别再花钱开房间了,跟我住一起吧。”

  当时二砂试生产出现问题,不能顺利投产。而国际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1960年8月,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将专家全部撤走。那一天陈福恒正好在北京友谊宾馆,看到很多苏联专家前一天晚上刚到,行李都没打开,第二天就匆匆走了。曾经很真诚地帮助中国的苏联专家,随着赫鲁晓夫一声令下,拿了图纸,扔下干了一半的工作匆匆而去,当时很多专家很无奈,是掉着眼泪走的。这种情况下,中国与东德之间关于二砂的谈判也很艰难,气氛非常紧张,但克鲁克纳认真听取中国方面的意见,“从来没有一句失礼的话”。

                                       磨料磨具磨炼中德情缘  

  在二砂工作的东德人,曾经是郑州西郊一道别样的风景。

  先后有67位专家和他们的48位家属长期在郑州生活,二砂为他们盖了专家楼,修了游泳池和网球场。这时西郊已经建起了几所大中专学校,到了周末,学生们不爱去“市里”了,他们喜欢去看东德人打网球,去看舞会上东德女孩红色的布拉吉飘扬。

  过惯了苦日子、并且还在过苦日子的中国人,马上发现东德人的不同了:他们设计的厂房和办公用房都是“超豪华”的!二砂原企管办主任余志坚说,当时中国正提倡“勤俭节约”,厂里认为东德人设计的建筑标准太高,一层建筑,没负荷也没震动,不需要把柱子下去几米深!

  但东德人坚持。他们认为砂轮厂在战争中会成为破坏的首要目标,希特勒进攻苏联,第一批轰炸目标就有砂轮厂:砂轮是机械工业的“牙齿”,破坏了砂轮厂是对军工企业的重大打击。争论的结果是东德人占了上风。二砂的厂房、生产工艺、产品质量最终都是按照东德标准来的,后来这个企业能成为中国砂轮行业的“龙头老大”,或许跟这样的建厂标准不无关系。中方在争论中也不是一无所获,原本设计得“特别气派”的办公楼,被建得简易了。但就这样,二砂的办公楼在当时的郑州也是“超豪华”的,有屋顶花园,还有餐厅、电影院,后来“大屋顶”受批判,二砂办公楼上的屋顶花园等被去掉。

  余志坚说,尽管双方有分歧,但那时大家对东德专家还是很佩服的,对他们也发自内心地尊敬。他们待人热情,工作认真负责,什么东西都手把手地教,还时常办培训班讲课。那些专家跟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干活,进行指导和监督,质量方面要求很严格。

  陈福恒告诉记者,东德人的责任心很强,工作认真,五六十年代的工人够勤快了,还经常被他们批评:“太懒了!交代三天了怎么还没干?!”

  二砂的《厂志》记载,当时东德专家提出的书面建议就达2978条,对保证工程质量、节约建厂投资都起了很大作用。土建专家西蒙与中国技术人员一起,试制成功30跨度的钢筋混凝土屋架,节约了大量的钢材;原设计要把厂区表层土挖去30厘米,但有专家现场查看后,认为这里的土地从未施过化肥,无酸性,不必挖除,节省了土建费用、加快了工程进度。

  或许就因为当初对二砂的这份真诚和这种责任感,多年以后,那些年已老迈的德国专家,仍对二砂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

  当时东德专家在郑州也生活得很愉快,他们感受到了郑州人的热情和友好。他们每年有一个月的假期,可以去旅游。克鲁克纳迷恋上了壮阔的长江,陈福恒陪着他从武汉坐船去上海,他一路兴奋不已,回来时坚持坐船逆水而上。

                    美好的友谊,在1960年6月出现了意外的变化。

  这一年,二砂土建工程和设备安装工程基本完成,经过试生产,却发现刚玉磨料系统、磨具精加工系统和碳化硅冶炼系统等存在问题,需要改建,不能按期投产。

  与东德协商建设二砂时,中方考虑到中国工业发展迅速,对磨料磨具需求量大,所以要求建设一个特大型砂轮厂。当时这样规模的砂轮厂只苏联有一家,东德的砂轮厂规模都比较小。他们没有这样的经验,设计有点纸上谈兵,因此出了问题。

  如果不是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出点问题倒也容易解决。但恰在此时,中苏关系恶化,民主德国没有像苏联那样马上撤走专家,但与中方的合作也无法顺利进行。从1960年9月到1963年2月,中国和东德就二砂问题先后进行了6次大的会谈,分清了责任,东德承担了技术和经济上的责任,同意对有问题的厂房和工艺设备进行改建和更换。

  “郑州二砂这个项目是‘通天’的!”当时担任翻译的陈福恒说:“到总理那儿了,什么可以让步,什么不可以让步,得让总理批。”东德人最终很不错,承担了责任,做了大幅度的让步。

  1963年4月,改建工作开始,到第二年年底工程完工,通过了验收。二砂正式投产,东德专家撤离郑州。他们走的时候很留恋、很伤感,也很无奈,“私下的感情是很好的,但国家之间出现矛盾,大家都很无奈。”陈福恒说。

  随着国家之间恩怨的冰释,陈福恒于1985年与东德的老朋友取得了联系,此后他们长期保持书信来往。在陈家,记者看到厚厚一沓德语信件,多是工整的手写书信。陈福恒说,他患脑血栓、左眼做白内障手术,许多德国朋友知道后,都来信问候。

  上个世纪90年代,曾在二砂工作的专家西蒙、亨弗林等人带着妻子儿女回到了郑州,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沧桑巨变的郑州西郊找到了第二砂轮厂。在老朋友的陪伴下,他们度过了一段温馨的时光。

五:“郑西新区”:从荒莽到繁荣

  1954年,刚刚完工的郑州国棉一厂,如同西郊荒野中的一片孤岛。

  两三年后,三、四、五厂连成了片,但西郊仍是荒凉的。

  “只有农村的小土路,汽车开不过来。我们都是走到三厂,坐一路公共汽车到市里去。有时从庄稼地里斜着走到碧沙岗,经医学院到市里。”在二砂退休干部余志坚的记忆中,1955年的郑州西郊是这般模样。

  “可多深沟,可多荒坟。晚上外边灯光稀疏,女工胆小,天一黑都不敢出来了。”五厂一位老工人说,那是1956年的西郊。

  虽然看起来仍很荒凉,但从一开始就显示出的蓬勃的生命活力,使“郑西新区”迅速“长个儿”,大约10年的工夫,这里就从荒郊野外,“出落”成规模相当可观的城区。华山路一带,从南到北郑州电缆厂、第二砂轮厂、郑州煤矿机械厂一字排开;建设路一带,五大国棉厂、郑州印染厂、河南省纺织机械厂依次就绪;而郑州工程机械厂、郑州勘察机械厂、热电厂等也各就各位。郑州纺织机电专科学校(现中原工学院)、郑州粮食学院(现河南工业大学)等学校,邮电部设计院、机械工业部第六设计院、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河南省电力设计院等研究机构相继扩展着“新区”的模样。西郊逐渐人气旺了起来,特别是纺织厂换班的时候,厂门口数千工人人潮涌动,热闹非凡。

  1957年,为推动“郑西新区”发展,郑州市委、市政府从现管城区委一带搬迁到西郊,市直机关单位也随之而来。1958年,距离兴建一厂不过四五年的时间,“新区”人口达到17.4万多。

  随着企事业单位的兴建,道路和上下水管道开工建设,行道树广为种植。由于是同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城区,郑州西郊道路的名字显然有着统一的思路:南北向的路多以山命名,嵩山路、桐柏路、伏牛路、华山路;而东西向的路多以河流命名,伊河路、汝河路、淮河路。一些小街道的名字,则鲜明地体现着西郊初创时的时代特色:互助路、协作路、前进路、计划路等。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郊建设,有一个后来很多次城市扩展所不具备的优点:城区规划中注意协调发展。中小学、医院、商业网点等布局比较均衡。西郊的企业如今大多不景气,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偏低,在很多东郊人的心目中,这里萧条得跟“农村一样”,但其实这里的居住环境和基础设施并不逊色,这不能不感谢当初的城市规划者。

                                          挖掉沙丘建家园

  1957年7月初,山西榆次纺织机械学校(中原工学院前身)即将放暑假,准备离校的学生接到通知:下学期不要到榆次了,直接到郑州新校址报到。

  一个多月后,天津籍学生刘以元(毕业后留校,曾任该校人事处处长)来到陌生的郑州西郊。“当时这地方很偏僻。”在位于中原路与桐柏路交叉口的中原工学院,刘老师回忆起当初的情形,“没有院墙,四周也没有路,校园高低不平,有坟地,有菜地,教学楼、宿舍、食堂的周围到处是丛生的杂草。东北方向一条3米多宽、7米多深的大沟横贯院内。”

  学校的架子搭起来了,但一堆堆的建筑垃圾围在建筑物旁,从榆次运来的上百台机床,摆放在实习工厂厂房西侧高低不平的地面上。

  师生们陆续来到新校区,学校决定一边上课,一边平整土地、建设学校。“各班挖了多少土方都有记录,相互竞赛,每月评先。校领导、老师,都跟学生一起干。”刘老师所在的班级刚开始早晨5点多起床干活,后来看别的班干得多,就3点多起来干。干到7点多,大家吃了饭去上课。就这样,学校的教学进度一点儿没落下,甚至照常上晚自习。“年轻,不觉得累。那时精神面貌不一样,穷,艰苦,但上进心强,荣誉感强。”

  中原工学院退休教师李晓义也是建校时的学生,说起当年,李老师很平和:“大家都那样就不觉得苦了。”李老师曾是一家纺机厂的六级钳工,因技术出众,表现好被推荐上的学。对艰苦的学校生活,他们这一代人没有抱怨,只有珍惜:“我16岁在上海当学徒,每天早上6点起床,晚上11点才能睡觉,夏天在太阳暴晒下干活,也都过来了。解放后真的有当家做主的感觉,国家培养你,怎么能不珍惜?学校需要建设,这有啥说的?我们都很上进,一定要学好知识,一定要把学校建好!”

  这一年的寒假,很多班级的同学放弃假期,没回家过年,继续在学校挖土平沟。那一代学生日复一日地劳作着,扁担磨肿了肩膀,汗水浸透了衣衫。一年后,学校有了围墙,修筑了平整的道路,修建了操场,安装了水泥电线杆、路灯,松树、杨树、苹果树也栽满了校园。当年栽下的小树苗,如今已合抱粗细。

  当年西郊的单位大多这样,挖掉了沙丘、填平了深沟,在一片荒芜中,建起了自己的家园。如今在西郊盖房子、挖地基的时候都要小心点,说不定就挖出点什么东西:当初填沟的时候也不定填进去什么了。前两年,中原工学院盖学生宿舍时就遇到了难题,地基怎么也挖不动,问过老教工才知道,当初这里是沟,实习工厂的废铁屑,结结实实都填在这儿。

                                   “道路修到哪里树种植到哪里”  

  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老人,都跟记者说过一句话:“那时建设路是条大沟。”但我走过宽阔平整的建设路时,实在难以想像出深沟横陈、尘土飞扬的画面。

  但这条沟在老一代西郊人的心目中印象太深了。这沟原是郑州通往洛阳的官道,解放后沟底的路废弃,改走沟上边。1953年为了兴建国棉一厂修筑了建设路,但这条沟并没填平。当时建设路是西郊通往市区唯一的大路,人们来来往往都要走沟边,也许是这个原因,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8年,几大国棉厂的干部工人义务劳动,才把这条大沟填平。后来这条路经过三四次大整修,最著名的是1971年时,建设路被扩宽至44米,使这条路多年都是郑州市最宽的道路。

  为了配合火力发电厂、第二砂轮厂、电缆厂等单位的兴建,西郊随后修建了中原路、棉纺路、桐柏路、伏牛路、伊河路等主次干道。1957年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西郊市政建设发展迅速。1959年,推行“民办公助”,兴起义务筑路,当时的西郊人都没少出力流汗,整修各种简易道路、人行道、慢车道、边沟,使西郊道路有了点模样。1962年,棉纺路、工人路等由土路修成煤渣路面。1963年,主要交通干道复浇柏油,完成“升级换代”。

  西郊建设之初,郑州市政府就提出“道路修到哪里,树种植到哪里”。从1955年在建设路两侧种植行道树开始,实行地段责任制,园林部门负责提供苗木,沿街各单位负责“各种门前树”。而园林部门负责在空旷地带栽植林带和片林。三五年后,树木成阴,十多年后,郑州享有了“绿城”的美誉。而过去恼人的风沙,也逐渐得到控制。

现在看起来很不起眼的电影院,当年曾经惊动了纺织部、财政部

                                       惊动两部委的电影院  

  当时企业的利税全部上缴国家,郑州财政来源有限,想搞市政建设没什么钱,好在当时“发动群众”这招百试百灵。但要想建文化设施什么的,没钱可是真不好办。郑州市老市长王均智回忆说,1955年,西郊已经有一两万产业工人,并且随着各大厂陆续建设,工人数量将会急剧增加,需要一个大型文化娱乐场所。市里很想建一个文化宫,苦于没钱,就想方设法说服省工会拿钱建设。但省工会有顾虑:这文化宫建在郑州西郊,工会拿钱,新乡、洛阳等城市会有意见。经过多次协商,双方决定“暗度陈仓”,由省工会拿钱,市工会负责建设,名字叫“省工人文化宫”。谈起此事,年已九旬的王均智仍很得意地笑着说:“这个文化宫1958年建成,一直是市工会管、市工会用,叫省工人文化宫实在是名不副实。可将错就错,这名字一直用到现在。”

  但王均智也有失算“翻船”的时候。1959年,几个国棉厂到市里开会时,提出西郊少个电影院,说他们愿意出钱,让市里帮助盖一个。有钱好办事,1960年,中原路、桐柏路西南角的中原影剧院拔地而起了。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这个电影院一直是西郊有名的地方,曾经给无数人带来愉快的时光。但坐在电影院里的观众不会想到,这个现在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影院,曾经惊动两大部委,给身为郑州一市之长的王均智带来不大不小的麻烦。

  几个国棉厂拿的这笔钱很快被纺织部发现,追问之下,国棉厂遮掩不过,只得把郑州市“供”了出来。于是纺织部向财政部行文,说郑州市动了他们的钱,财政部行文河南省财政厅,财政厅转给郑州市财政局,郑州市财政局局长拿着公文去找王均智,问怎么办。王均智这才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只得苦笑着说:“能怎么办?一点点还给国棉厂吧。”

  王均智说,那个时代纪律严明,不能动的钱动一分都不行。那时省直各厅局一些干部宁愿到其他地市,也不愿到郑州。因为按照规定,本市不招待吃饭。到郑州市来检查工作,中午他们还得跑回东郊吃饭。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那的确是一个没有“吃喝风”的时代。曾担任三厂厂长多年的张贺亭告诉记者,他在三厂就请过一次客,那是他在南阳当地委书记的老战友带着家人来看纺织厂,他在三厂招待所给老战友接风,上的是“四菜一汤”。吃完饭,张贺亭转身就给了食堂管理员20元钱15斤粮票,管理员说“用不了这么多呀厂长”,张贺亭挥手不让他多说了。

                                           市委副书记下厂当学徒  

  接受采访的老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作特别艰苦,生活也很清贫,但那时心情比较舒畅,人与人关系融洽,特别是领导跟群众没什么距离。“他们跟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还有什么牢骚?!”“那时领导是真关心人!”“干活时,不分领导群众,大家一起干!”

  郑州市委副书记刘必曾在五厂当“学徒”,他一到车间先声明:我是学员,该让我干啥让我干啥,听你们安排。他在五厂待了三四个月,虽然因年纪大不上夜班,但白天都准时上班。“人家可虚心啦,学习技术,了解情况,真是来体察工人辛苦的!”他的“师傅”、五厂的一位退休工人这样告诉记者。吃饭的时候,刘必到食堂照样排队,车间的人认识他,让他到前面,他笑着摆手:“不,不,排队!”

  中原工学院退休教师刘以元也说到了类似的事儿。当时的校长郑群、副校长陈挥,时常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听课。他们常到食堂与炊事员一起干活,同学去打饭,一抬头,给他盛饭的是校长!平时校长跟老师关系都很融洽,但如果听课时发现问题的话,他会很不客气地给你指出来。

  刘老师说,那一代学生跟校长感情深得了不得。校庆的时候,只要听说老校长要来,同学不管多远都回来。大家围拢在一起,没有西方人那样的拥抱,只有握手,久久地握手,深情地问候……

  后来留校当了老师,刘以元更感觉到了领导的可亲可敬。每到大年初一,副校长陈挥都带着时任团委书记的他,到单身楼看望没有回家的青年教师,倾心交谈,解决问题。

  刘老师说,他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校长郑群动员学校几位家属轮流为他们做饭,询问情况,无微不至。“我只是个普通的教工……”郑群后来到天津居住,刘以元每次回天津老家,都要去看望他。

  说起往事,刘老师显然动了感情:“那时师生之间,同学、同事之间,如父母,如兄弟。现在富裕了,但美中不足的是人与人没有那时融洽了,太淡漠了。”

六:来自五湖四海的西郊人

  郑州过去有“三不通婚”之说,就是“路内路外不通婚”、“南方北方不通婚”、“回汉不通婚”。

  “南方北方不通婚”主要说的是西郊。记者采访南方人时,有意问起此话的虚实,被问到的五户南方人,三家来自上海,两家来自湖南。他们都知道这种说法,解释说南方与北方生活习惯差别太大,组成一家人过日子有诸多不便。但五家人都表示,自己并不很把这种说法当回事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缘分,强求不得。

  这五家人中,仲根娣老人到郑州时还是单身,她嫁的就是郑州印染厂一位来自山东的保卫干部。其他四家的“第一代移民”,有的本来就是两口一起过来的,有的在郑州找同乡成家,但他们都表示,并没有要求儿女们找对象非找南方人不可。“儿大不由娘”,还是顺其自然的好,有位老人说:“为什么非找同乡?难道我们还要回去?”

  省建五公司退休工人熊国尧是湖南长沙人,他性格乐观直爽,颇像北方人,他说自己“一家四省人”,老两口是湖南人,几个儿女找的对象有河南的、有山东的、有浙江的。

  50年前,从外省调来支持郑州建设的干部和技术工人非常之多,来源地也非常之广,北方有山东、河北、东北等地,南方有上海、江苏、湖南、湖北等地。郑州西郊的“移民”及其后代到底有多少,记者没能找到确切的数据。询问之下,有人估计有三分之一,有人估计有一半,不知道这样的数据有没有确切的出处,也许只是主观感觉。但你在西郊千万不要被别人地道的郑州话给蒙了,随便问个人,他就可能是“第二代”或“第三代”外省“移民”。

  50年前,那次规模宏大的大工业建设,吸引了10万人从四面八方赶到郑州西郊。本来相隔千里的人,在这一方水土上相遇,很多人因此相识、相爱,组建家庭,有了子女。冥冥之中,命运之神成就了无数姻缘,成就了无数家庭。

  南方人和北方人组建了家庭,在饮食习惯和方言等方面确实有很大的差别,这就有一个谁改变谁的问题。一般南方人勤快而又善于做饭,所以在吃的方面北方人大多就那么“从”了;而语言上,由于生活在地处北方的郑州,南方人也不得不“从”。

                                           河南话成“官方语言”

  “江——米甜酒——”前些年,在我所住的西郊某家属院,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吆喝声。那腔调婉转轻扬,悠然温雅,有着浓浓的南国水乡的味道。开始的时候听不懂,从阳台上探头看去,是一个推着自行车的老人,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工作服,戴着干净的蓝色袖头,用细而高的白搪瓷茶缸给别人倒江米甜酒,这才知道他吆喝的是什么。

  那是一位上世纪50年代从江苏来的老工人,自己做了江米甜酒挣点小钱。家属院的南方人极多,老人带的甜酒很快就能卖完。近几年一直没见老人来卖甜酒了,不知他的身体是否还好?

  在郑州西郊的外省移民,南方来的“第一代”口音是很难改变的。那些在河南生活了半个世纪的南方老人,如今依然满口的南方话,就是说普通话也带着十足的南方味道。由于方言、风俗、饮食习惯都差别太大,南方第一代移民,与北方人多多少少是有隔阂的,他们有时会称北方人“侉子”,北方人则回敬他们“蛮子”。

  而北方各省来的移民,由于饮食和口音与河南相差不是特别大,就比较容易融入本地人群。

  1956年从山东来的徐阿姨,如今一口地道的郑州方言,简直让人怀疑她是不是在郑州长大的。徐阿姨说,当初她来了没多久就给家里写信要回去。她在郑州过不惯,一是吃的方面不习惯,1956年麦收时下连阴雨,麦子捂了,蒸的馍又黑又黏,难以下咽。二是她说话别人听不懂,老开玩笑学她。家里来信劝她,让她安心在郑州。那时年轻,适应快,同屋的姐妹天天教她说河南话,开始学洛阳话,后来经人提醒改学郑州话,没多久就说得很溜了,后来竟然不怎么会说家乡话了。

  到了第二代移民,不管是南方的北方的,郑州话说得都很地道了,最“土”的话都会讲。他们或许也会说老家的话,但只是在家里跟父母说,出了门,就是满口正宗的河南话了。不同地域、不同口音的人共同在郑州生活,河南人占的比例最大,人们很自然就接受河南话为“官方语言”了。

  中原工学院教授李雄诒河南话、湖南话、普通话说得都很地道。他父母是湖南人,父亲开始在河南省纺织工业学校工作,后来调入郑州纺织机电专科学校,母亲曾参与郑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和郑州24中的筹建,他本人从小在郑州长大。

  “我觉得自己骨子里是湖南人。”李教授用正宗的郑州话说,“一家四口人,父母、奶奶和我,在家都说湖南话,吃湖南饭菜。我们常回老家,郑州是交通中心,南来北往的家人来得也多,在家的环境绝对是湖南的。”

  记者了解到,这些家庭的情况不尽相同。家里有老人的、跟家乡联系多的,南方特色就保持得多一些;相反的情况,本地化程度就高些。

  到了第三代移民,那就基本上彻底本地化了。李雄诒曾告诉他的儿子:“你是湖南人。”儿子颇有点儿“不忿”:“我啥湖南人,我生在郑州,长在郑州,我就是郑州人!”

                                        饮食习惯难以改变  

  饮食习惯或许是最根深蒂固、最难以改变的。

  李雄诒的儿子自认是郑州人,但他面条、馍、烩面都不吃,只吃米饭,“对米饭简直是迷恋,有米有菜就觉得太幸福了”。

  这是家庭环境熏陶出来的。李雄诒的父亲吃不惯河南饭菜,以前回湖南老家,总要带酱油、红菜薹过来。比较起来,南方人确实爱吃、会吃,“那时河南人不吃螃蟹,不吃老鳖,鱼也不怎么吃,就吃猪肉,排骨也不怎么吃。南方人来享福了,这样的东西多又便宜。我小时候身体好,就是吃这些多。阳澄湖的大闸蟹,一买一篓,几家分”。

  下乡当知青时,李雄诒回郑州打零工给生产队挣钱,他在一、三、四、五、六厂和中原铝厂都干过,捅下水道、挖地道、车工、食堂炊事员都干过。最舒服的是在中原铝厂上夜班,铝熔化后再冷却了,用“铁对子”(铁扦)把硬化的铝块敲下来,“铁对子”很重,开始掂不动,后来手上磨得都是茧子。还要往铝槽里倒铝氧粉,一袋40多公斤,开始也弄不动,车间的地上带电,让人头晕晕的。“幸亏小时候吃得好身体好,很快就习惯了。”

  他觉得舒服,是因为8个小时只用干两次活,其他时间可以睡觉,车间里冬天又暖和,铺个席子就可以睡。有时不想睡了就听工人讲故事,“你们有知识的人别说了,听我们讲”,工人的故事荤的素的都有。那时觉得生活真是丰富多彩。

  他觉得舒服,更主要的原因是白天可以跑着玩,顺便给家买菜,到须水、二马路买茼蒿、竹笋什么的,西郊的南方人多,这些菜早上6点多就被买光了。到须水可以从农民那儿买,到二马路也买得着,“当时市里人不吃这菜”。

  中原工学院副教授金明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来郑州的。这位武汉人很快就发现了一件大好事:食堂的大排骨一毛钱一块!油炸后红烧的大排,都是“干货”(真正的好排骨)。他每天中午一块大排骨,一份炒菜,两毛钱吃得舒舒服服。“现在不行了,河南人都吃排骨了,这东西价格上去了。那时候河南人不吃螃蟹、不吃老鳖,猪下水什么的也不吃,南方人吃得有滋有味。”

  这些年河南人的饮食习惯变化很大,以前不吃的现在也当好东西了,这一点向南方人靠近了。但差别还是明显的,南方人的饮食习惯,仍有很多北方人适应不了。

  我曾去西郊一朋友家吃饭,那湖南人弄点白水煮面条,捞起来加一坨猪油,美其名曰“阳春面”。问我加不加猪油,出于好奇我就让加了猪油。为此我后悔得肠子疼,那叫一个难吃。

  邻居一对夫妻,丈夫是湖南人,妻子是河南人。丈夫极会做饭,可惜妻子消受不了,饭桌上总摆一碗凉开水,叨起那又辣又油的湖南菜,用开水涮了再吃。

这座如今看来再普通不过的小楼,当年是西郊很有名的绿东村商场

                                        西郊曾比东郊富  

  郑州的西郊和东郊都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这两个新城区如同双翼,带来了50年前郑州城市地位的腾飞。但西郊和东郊差别很大,主要是人员组成非常不同,当时西郊以产业工人为主体,东郊以机关干部为主体。以前,西郊的话跟东郊都不太一样,东郊人一开口西郊人就能听出来:“这家伙是行政区的,河南腔说‘普通字’,咬文嚼字的。”

  如今西郊跟东郊没法比了。东郊多的是高档酒楼,西郊多的是中低档饭店;东郊多的是名牌专卖店,西郊多的是价廉物美的小服装店;东郊车多得显路太窄,西郊车少得路有点冷清。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的这句古话真是洞察世事变迁的名言。曾几何时,西郊人比东郊人有钱,“西郊的姑娘漂亮、时髦”,这是过去被郑州人公认的事实。

  东郊、西郊初具规模后,就都超过了“市里”。相比之下,老城区街道狭窄,房子破旧,没有新城区勃勃的生气。最主要的,是很多人没有“单位”,那年代有“单位”可是最重要的。有单位就有固定工资、有福利,生病可以公费医疗;没单位这一切都没有,甚至洗澡都成问题。据《中原区志》记载,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原区对外营业的理发店有两个,浴池只有一个。没单位的人及其子女成年难洗个澡,而有单位的,不花钱就可以经常洗澡。

  其实那时大家都不富裕,日子都很艰难。商业很萧条,当年西郊很有名的绿东村商场,现在看来不过是一座再普通不过的小楼。但比较而言,那时西郊人的生活不仅比老城区的好,也比东郊人富足点。

  “东郊就花园路繁华,政七街、纬四路那边西瓜便宜,西郊的要贵几分钱;青菜那边都比这边便宜。那边梧桐好,人少,幽静,都说那边适合居住。”老西郊人这么说东郊。

  上个世纪50年代,兴建工厂几乎是国家最为重视的事情,国营厂配备的干部级别非常高。原省纺织厅厅长张贺亭说,上世纪50年代国棉三厂的厂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任命的,到60年代他当厂长的时候,也还是省委书记亲自任命的。厂里的中层干部,也多是地方的县长、县委书记调来担任,行政上配备的力量非常强,相应的工资级别也比较高。而从南方过来的工程师、技术工人,工资水平同样很高。

  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纺织厂的平均工资近60元,而机关干部的平均工资四五十元。到上个世纪80年代,西郊工厂的平均工资仍比东郊高出不少。“那几十年大家都靠工资吃饭,西郊人日子就过得比东郊人好。”

  那时郑州人的印象里,西郊的姑娘时髦、漂亮,其实现在看也没什么,顶多就是烫烫头,穿双高跟鞋。主要是西郊收入较高,南方人多,会做吃的又会做衣服,生活过得精致些。

  上个世纪80年代,西郊的国营企业效益大多很好,那10年,西郊仍比东郊好些。省直机关的干部相女婿找媳妇,很多就“瞄着”西郊国营厂的帅小伙儿、俊姑娘。

  那时郑州纺织厂和全国的纺织行业一样,大把大把地挣钱。中原工学院金明老师说,作为纺织部部属院校,当时他们学校日子过得很不错,基建费用年年花不完上交,教职工发沙发、发书柜,大家开玩笑说,“除了老婆不发啥都发”。当时有位外地老师想调走,人事处一位领导劝他:“走啥呀?你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单位?”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西郊的国营厂开始出现衰败的迹象。90年代中后期,很多企业一蹶不振。昔日风光无限的工厂区,成了令人伤感的“下岗一条街”。近十年来,西郊也在不断变化,越来越漂亮,但步子要比东郊慢很多。尤其是工厂区,很多年停滞不前,没有变化。

  今年郑州市作出规划,七大国有企业将逐步搬迁出市区。对于西郊来说,这或许是又一次机会,但问题不少,规划的实现将面临种种的考验。在此默默祝福:西郊,愿你好起来!

关键词:回忆

作者:雪韵茶香

《郑州西郊的变迁(读后哀哀欲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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