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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中注定的重逢

发表日期:2008-10-31 摄影器材: 点击数: 投票数:

    本文将收入即将出版的安顿新作《一百个中国人的梦》(之二)。

 

    我们心里有一个念头,觉得也许换一个环境,换一种治疗方式,孩子真的能被唤醒,这是我们的梦,不管这种期待有多傻,我们都不放弃。我们都特别担心自己会老、会死,这个孩子从此就成了孤身一人。

 

采访/安顿
采访时间:2008年9月29日
采访地点:天津喜来登大酒店

  杨爱立,女,44岁,天津人,大学毕业,曾为北京某中学体育教师,1996年离婚后赴澳大利亚,先后做过清洁工、售货员等多种工作,同时学习幼儿教育,后考取幼儿教养员资格,成为残障儿童康复中心的见习幼儿心理及生活辅导员。
  2004年,杨爱立回国与前夫一起照顾弱智儿子,2006年春节,与前夫在天津举行了第二次婚礼,2008年10月18日,杨爱立一家赴澳大利亚。
 
一切都因为这个说不清怎么成了弱智的孩子,我们俩这辈子注定要与众不同了

 

  真遗憾你没能参加我们的婚礼。其实我第一次和刘权结婚的时候,心情都没这么激动过,也没这么复杂,更没这么多感慨。
    但这次不一样。他还是到我家门口来娶我了。他说还是要穿上新衣服,买个戒指,请个人给照相,洗一大堆照片,给儿子看。我说你这是瞎折腾,儿子哪儿看得明白?刘权说,看时间长了,他就明白了。
  我们儿子弱智,因为这个孩子,我和刘权离婚了。我说我把孩子带走,你找个好人生个儿子续上香火吧。刘权说我愚昧,什么年代了,还有这种思想,而且他坚持认为孩子弱智是因为他。我怀孕的时候摔了一个跟头,那天说好了他来接我,结果因为有客户就没来,我也没舍得打车,自己过铁道,摔倒了。我呢,一门心思觉得是我抠门造成的,他说了让我打车回家,我就是舍不得那10块钱,结果把孩子毁了。从发现了儿子弱智开始,我们俩没有一天不开展自我批评的,说到最后就是俩人都想离婚,我想让他找人生个好孩子,他想让我找人过舒心日子。说到底,我们还是因为爱对方,替对方着想。
  那个互相逼迫的过程实在太痛苦了,决定离婚的那天,刘权说,咱们喝顿酒吧!我一辈子就喝醉过那么一回。我们俩都哭了。刘权说,我谢谢你,你同意离婚,就是成全我了,你别惦记孩子,走了就别回来。我说,我以后活着就一个目的,给儿子挣钱、攒钱,万一我死了,儿子没人管了,你把他送福利院,给人家留下钱,别让人虐待他……
  我离婚之后不到一年就出国了。那时候生活完全没有指望,我能为我儿子做些什么呢?我就是个体育老师,刘权也决计不让我再面对孩子,我该怎么办?我就决定了,出去,没有咱不能做的事儿,只要是为了儿子。这样总比在娘家什么也不干、坐以待毙要好。就这样,我到了澳大利亚,三十好几了,在异乡成了个异客。
  那时候我就知道,刘权不会结婚了,谁跟他?他是早就想好了。想明白了这个,也就想明白了我自己的以后,我也不能再找人了,我要是还去闹什么恋爱、谈什么婚嫁,那就真的不是人了。
  算起来,我们分开了将近10年,我们俩都没有别人。我们俩后来交流的时候说了,一想起我们的孩子,真有不了别人了。我在悉尼,有人追,条件不错,要是我努力回应一下,也应该能成两口子。可我就是不行。我给你形容一下,我出了商场的门,看见他的车停在那儿,脚步都迈不开,我觉得我身后有一双眼睛看着我呢,特单纯、特无辜的眼睛,是我儿子的,他好像跟我说,妈,你是不是又想要个孩子了?你不要我了?我一想到这个就走不动,我从心里觉得我的每一点自私的所谓快乐,都是在伤害我儿子。我把这个感觉告诉刘权,他说,怎么那么一样?我都不允许有人瓜分我对儿子的感情。
  大概这就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了,我们这种父母,加个更字。
  刘权比我苦,我在国外就是挣钱辛苦、过日子辛苦,他可要带孩子啊!我问过刘权,有没有特不耐烦、真想放弃的时候?他说,有特别累的时候,有时候也特别绝望,但是没想过放弃,因为这个孩子呀,他爹妈要是放弃了他,他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他一说这个,我就哭了。我说这个世界上最艰难的父亲,就是你了,和你相比,我不称职,那么,我用以后的日子报答你吧,你那么爱我儿子,就是爱我呢,我明白。
  说说我在国外的经历吧。我不是想诉苦,当着刘权,我没资格诉苦,我是想告诉你,我们这种母亲的心情。
  我是教体育的,到国外,基本上就是个睁眼瞎子。好在我有哥哥嫂子。嫂子是个医生,人不错,很同情我,说让我先住在他们家,找个语言学校先把说话的问题解决了。
    我使出了一辈子没使过的轴劲,拼命念书。我把记不住的词写成小纸条,上面用汉语拼音标注读法,就连上厕所的时候,手里也有小纸条。不到半年的时间,我已经完全可以跟人交流、照顾自己的生活了。
  这时候我哥哥说,你要去读书,你不能直接工作,因为你不是这种签证。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吧,我开始考虑,我这一辈子,应该干什么。我有一个弱智儿子,我的愿望就会和他有关。这个世界的任何角落,都会有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孩子,也会有我们这样的父母。我当时想,我去学一个和幼儿教育、弱智儿童有关的专业吧,这样,无论今后我留在国外还是回到国内,都会有用的,而且,我自己的孩子也能因此受益。
  我跟哥哥说,我想学这个。他不同意。那时候我哥哥在读医学博士,特理性的一个人,听我说这些,还是掉眼泪了。他说,你这个傻子,刘权逼着你离开了自己的孩子,为什么?就是为了让你摆脱那种痛苦,你现在要学这个,今后面对的全部都是这种家庭和孩子,你怎么活啊?!我说我想好了,我就是要学这个,不能帮到别人,至少还能帮到我的儿子,等我有能力了,就把他接到我的身边来。
  我哥哥说,你一辈子也不能解脱了。我心里说,你以为有了这样的孩子,还能解脱吗?除非是狠心的、没有感情和责任心的人。
  我上学特别不容易,因为这中间我必须要自己养活自己,即使哥哥嫂子愿意承担我的生活,我也不能允许自己这样。我从开始上学就开始打工了。最初是当清洁工。每次干活的最后一道程序就是擦地,从里面往外擦,这之前已经把自己的东西都拿出去了,越擦越往外,擦到大门口,就把自己也擦出去了,然后给人家关上门,拿着东西走人。有好长时间,我都觉得这是最难受的时刻。说实话,在国内,无论生活是怎样的,我都不会想到去干这个,但是,人不是走到哪儿说哪儿吗?而且,当我把自己需要的钱挣回来,并且能给儿子存下一点儿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劳动,劳动最光荣。
  随着我的生活在改善,我也开始有了一个想法,那就是有朝一日把儿子接出来,也许,换一个环境,换一种方式,能启发他的智力,能出现奇迹。
  我是外国人,只能作为见习者在残障儿童中心工作,收入要少一些,但也比做售货员要好很多了。真的开始接触那些残疾孩子和他们的家庭,我也开始特别想念我的儿子和刘权。虽然我们不再是夫妻了,但我一直知道他的情况,知道他一个人带着孩子,后来又知道他关闭了公司,成了职业股民,也是为了专心照顾儿子。
  在国外我也接触过很多这方面的专家,有一部分人认为,像我儿子这样的孩子并不是没有被启发智力的可能,在正确的行为辅导下,这样的孩子也有可能学会简单的生活技能。你知道有这种孩子的家长,最高兴听到的就是这样的理论,哪怕根本没有科学依据,也会相信。我自己也是这样。
  真正促成我回国重新找到丈夫和孩子,是因为一个和我一样有个弱智孩子的女人。她每天带着孩子来康复中心做行为辅导,她对孩子特别耐心,而且她非常漂亮。这里的人都认识这母子俩,别人告诉我,她曾经是一家商业银行的投资经理人,事业很棒,但是自从有了这个孩子,她就辞职了,搬到郊区来,专门照顾这个孩子。
  我试着跟她聊天,她也很随和。我慢慢给她讲了我的经历,她一开始什么也不说,只是听着。等我全说完了,有一天,她把孩子交给了辅导员,过来找我说话。她特别认真地说,我想了好多天,才想好了跟你说什么,我觉得你该回家了,母亲怎么能离开孩子呢?即使是一个弱智的孩子,这种孩子更需要你,母亲是任何人不能取代的,也许因为你的离开,就让这个孩子失去了康复的机会,只有母亲才是最好的医生和伙伴,除了他,还有更好的事业等着你吗?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比他更需要你吗?你现在为别人的孩子做的这些事情,更应该为自己的孩子去做。
    可能人生的选择就是在一念之间,那天我反复想着这些话,我想,我是该回家了。我忽然看到了非常荒谬的一面——我,一个母亲,怎么会不能面对自己的孩子?
  我在2004年的秋天回到了天津。一个星期之后到了北京。我知道刘权带着儿子仍然住在老房子里。
  家里没人,我给刘权打电话。他一听是我,第一句话就问“怎么了”,我的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我说,我回来了,我就在家门口。他沉默了半天,说,我们在社区医院呢,儿子感冒了。我说我马上就来。
  和儿子的重逢,是在社区医院。我不想说那个情景了,一说,就要哭。我只告诉你,我儿子长大了,我丈夫有点儿显老了,他们俩看见我,都没表情。儿子在输液,刘权站起来,椅子上搁着报纸和水瓶子。我觉得特别凄凉,也特别自责。
  我去拉儿子的手,他不拒绝,很善意地看看我,又看看刘权,就好像认识我似的。刘权特别和蔼地跟儿子说,妈妈。儿子就笑了,露出整齐的白牙。
  我站着哭,刘权伸出胳膊来,我觉得他想搂我,又在犹豫,我就靠过去了,靠在他怀里,我说,我等你们俩一块儿回家吧。刘权的胡子都扎着我了,以前,我从来不知道他有这么硬的胡子。
  我们那天在外面吃饭了,刘权说来不及做饭,儿子也饿了。刘权侧着脸问儿子,想吃什么?儿子说,肉!刘权就带着我们去了小区外面不远的一家涮羊肉,说,澳大利亚吃不着这个吧?我拉着儿子的手,儿子挺高兴的,一边走一边不断地重复,妈妈……我的眼泪怎么也忍不住,我的小傻儿子……我觉得他认识我,他知道我是他妈,他心里高兴,脸上有笑容,吃饭也香。他基本上能自己吃饭,动作笨一点儿,但是不需要别人帮忙。
    吃完了饭,刘权问我,你住哪儿了?我说,没地方住,住你那儿行吗?他说,那成,走吧。
  我觉得,没有孩子的夫妻如果离婚了,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再想见面,除非不是真心分手,有孩子的夫妻就不一样,那种默契,永远存在,一个孩子把两个冤家也连起来了,你爱信不信。
  看见这父子俩的家,我又哭了。不是因为他们过得不好,而是我惊讶,他们俩怎么能过得那么好!刘权怎么能把他们俩的家弄得那么好!那天的晚饭是在家吃的,刘权说,给你擀面条吃,儿子帮忙。刘权和面,儿子坐在板凳上挑青菜,看着爸爸的面和好了,儿子站起来,端来了案板……刘权说,你看他不会说吧,心里明白着呢,我一会儿煮面,他就知道拿碗……你说,我要哭多少回才算把这些年的眼泪都哭出来?我就站在那儿哭啊,刘权的眼泪突然就掉在面团儿上了。
  直到我们俩决定要复婚,谁也没主动说过有关感情的话。我们在一起的第一个晚上,不是夫妻,而是一对老伙伴、老朋友,我说咱们移民吧,带孩子到国外去做康复治疗,也许能出现奇迹。刘权说,我也这样想过,可是又怕出去了没有本事挣钱,委屈了孩子。我们俩就这么说着,我说我在国外的见闻,他说他怎么炒股票,说着说着就睡着了。是儿子把我们叫醒的,他拉着刘权的胳膊说,起!我们俩迷迷瞪瞪的就醒了。我这时候想啊,杨爱立,这就是你的后半生了!
    刘权这些年一直炒股票,前两年股市最好的时候,他也赚到了一些钱。我们还是没买房子没买车,我们开始操持做投资移民。我们心里还是有一个念头,就是觉得也许换一个环境,换一种治疗方式,也许,孩子真的能被唤醒,这是我们的梦,不管这种期待有多傻,我们都不放弃。这里面有母爱、父爱等等好多原因,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都特别担心自己会老、会死,这个孩子从此就成了孤身一人。我相信这是所有我们这样的父母最大、最深的忧虑。

 

采访手记:七年等一天

 

  2001年我认识刘权的时候,他是带着一个弱智儿子的单身父亲。那时他是职业股民,每天带着儿子炒股票,又当爹又当娘。我们采访的时候,他儿子不断地提出各种要求,比如要“嘘嘘”、“渴”等等,刘权会立即说“对不起”,然后忙不迭地满足儿子的要求。
  那时候我被刘权感动得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一直眼泪汪汪,特别是听他说要给孩子留下一笔钱,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孩子进了福利院,还能自己带着一笔钱,不成为社会的负担。那时候我就想,一个男人会怎样去爱自己的孩子,看看刘权就知道了。
  那年我写了《单身男人和他的弱智儿子》,后来有一些读者来信,其中不乏善良的女性读者,表示愿意照顾他们父子的生活,我由衷地觉得好,跑着把这些信转给刘权,他都“笑纳”了。后来从女读者们的责怪中,我知道他根本没给人家写一个字。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不能连累别人。我说你不是,你是等你前妻呢。他说她不嫁人我就先不折腾了。我说人家可能早就嫁人了不告诉你怕打击你,要不怎么一去不回头?那次他生气了,说,你胡说八道,你根本不明白我们俩是怎么回事儿!话说到这儿,我就道歉,我说我是故意的,要不你就不告诉我你们俩是怎么回事儿,等着吧,情伤最是重逢时,你们俩抱头痛哭那天,请我喝酒。
  等了7年,我把这天等来了。
  9月29号我第一次见到刘权的“前妻”,现在又是他的妻子。刘权说,他们要带孩子去澳大利亚一段时间,想来想去要在走之前办一些事、见一些人,就想起了我。这次刘权只是听者,我一哭,他就给我递纸巾,一包纸巾哭完了,他去买新的,他妻子趁机跟我说,没有人比刘权更配做父亲和丈夫。说着就流着眼泪笑,那表情格外复杂。
  其实这是一个复杂的故事吗?我觉得不是。如果略去了感情的成分而只是去讲情节,人间的故事都不复杂,几句话就能说完一场生死,可是加上感情,简单的故事也复杂了,平淡的生活也绚丽了,人的感慨、感悟,自然也多了。
  我觉得真遗憾,这个版面这么小,让我不得不省略很多曾让我哭了又哭的细节。归根结底他们和更多的破镜重圆的家庭有些不同,所以他们的心路和情路,注定会格外崎岖。

 

注:原文篇幅较长,为便于阅读此处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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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eopmdy

《命中注定的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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