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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骂”是一种胸怀

发表日期:2006-10-07 摄影器材: 点击数: 投票数:
    采访:安顿
    采访时间:2005年11月1日、11月5日
    邓维,湖南人。高级记者。现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常务理事、《经济日报》摄影部主任。1980年10月考入当时的《财贸战线报》(后更名《中国财贸报》,即今《经济日报》的前身)任文字记者,1983年起任《经济日报》摄影记者至今。曾获“范长江新闻奖”提名,获“首届中国新闻摄影记者金眼奖”及全国新闻摄影评选金、银、铜牌奖等多项。2002年11月当选为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多次担任全国性新闻摄影和艺术摄影比赛评选委员。
 
    11月5日下午,资深摄影家邓维的个人摄影作品展《失误与遗憾——我拍摄的30个新闻瞬间》在北京Chinaforopress影像中心开幕。
    早在展览筹划阶段,网络上的个别论坛中就有“先知先觉者”提前公布了消息,网友大多是摄影爱好者,也不乏一脚圈内、一脚圈外的几栖人士,当然,也许还有在茫茫网海中隐姓埋名的同行。其间有人期待展览早日开幕,并赞扬邓维“有想法”、“有勇气”、“有胆识”,敢于把不成功的作品拿出来见人并且让它们隆重地排好队等着观众批评,这不是每个人都敢想敢做的。也有另外一种声音,说这种展览纯系炒作,有“作秀”之嫌。想采访这位公然站出来说办展览是为了“找骂”的摄影家,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些越来越热闹的争议。
    采访之前只见过邓维一面,一年前在广西桂林。当天晚上不少人聚在小饭馆里喝酒,其中有他。坐在我身边的一位女记者小声对我介绍此人,她说这个人“挺够朋友”、“能喝酒”、“有正义感”、“得罪人的话别人不敢说他敢”。对摄影,我是外行,听他们聊天觉得有趣,悄悄观察席间“官儿最大”的邓维,觉得他确实能喝酒,挺豪爽的。后来话题转移到摄影界的学术氛围,邓维成了“主说”的人。他说他如果决定要办个人作品展,一定不拿所谓的好照片出来秀,他最想办的是一场失败作品展,把当记者二十多年来曾经令自己汗颜的失误一一展示出来,也让现在的年轻人看看,“邓老师”犯的这些错误,孩子们还是提前预防、少犯为佳。当场有人说这个创意好,邓维眯起眼睛喝酒,自称这不是什么“创意”,纯属“找骂”。
    当时以为是戏言,不想一年之后摄影展竟真地举行了,还名为《失误与遗憾》。看来这是“蓄谋已久”。
    11月1日采访邓维是在距离他家不远的一个茶馆,旁边紧挨着一家老北京风味的餐厅,他说这些都是他的偏好,三五个朋友,能吃到一起、喝到一起还能聊到一起,很幸福,当然前提是都是说实话的朋友。话题很自然从此转移到他的摄影作品展,他说,说“找骂”是开玩笑,希望大伙儿说真话、真批评、真能通过这件小事给越来越一团和气缺少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的摄影界带来一点触动,这是真心实意的愿望。“看见不好的作品,别人不是不敢骂、不好意思骂吗?现在好了,从邓维开始,自己骂自己,这下您不用客气了。没有了这层客气,才能有真正的学术意义上的研究和提升。”邓维这样解释他的所谓“找骂”的真谛。
    和邓维这样的人交流,我不会用感动这类的词,他的所说和所想,不是感动你,而是让你觉得这个人很硬、很智慧、很大气。这样的人说“给自己挖一个坑,带头跳下去”,多少还是有点儿悲壮。特别是看到他写的展览致辞《写在前面》之后,更觉得邓维的“找骂”真是一种难得的胸怀。
 
写在前面——邓维的话
    很抱歉,影展开幕式时,我不在现场,因为我担心碍于情面,大家不便于对展示在这里的失误与遗憾做更尖锐、更直截了当的剖析。所以,我先回避,请您充分发表意见与见解,并请务必将您的批评意见与见解写在每幅照片的留言纸上,留言署不署名您自便,要紧的是这些批评意见与见解今后将汇集到展出后的影集中,有大用。
    图什么?你邓维为啥非要弄这么个影展?
   “人有脸,树有皮”,我也知道听好话舒坦,听批评、尤其是不留情面的批评是挺痛苦的事。但,整整憋了10年,我还是得做这事,因为我们的新闻摄影太缺少正常的、风气良好的学术批评,因为缺了学术批评这条腿的新闻摄影这些年来晃晃悠悠实在不能令人满意。顾虑了10年,犹豫了10年,一咬牙,挖个坑,还是自己跳。
    “我们都是站在前人的胸膛上起跳的”。现在,不,早就该轮到我们做人梯了,如果连肩膀都挺不出去,还谈什么既往开来。
    《经济日报》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应运而生,我在《经济日报》供职已25年,前3年做文字记者,从1983年起干摄影记者。报社为我提供了一切可能的条件,业内同仁也一直对我厚爱有加。我着力的主要是一般认为比较抽象、比较枯燥的经济新闻摄影,想摸索出在我们的国情下有价值、有特色的经济新闻摄影路数。我不是个懒人,我尽力了,但真正让我刻骨铭心的还是这些失误与遗憾。给年轻的同行们留点确实有用的东西,也算是我对新闻摄影的一份心意吧,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
    留言的纸笔就在每幅照片下,您是在为新闻摄影的明天尽力。谢谢!
 
 从工农兵到记者,背起相机见证社会发展进程,以后恐怕不会出现这样绝无仅有的一代人
    我们遵循了从“痛说革命家史”开始的采访模式,邓维首先要介绍的是他的少年、青年时代,概括起来是他成为摄影记者之前都干过什么。这样的问题提出来,采访人和被访者都觉得有意思。都说见证和记录历史是记者的责任,在他还不是记者的时候,正是中国处于“文化革命”的过程,那时候他也是见证,只是和后来的见证方式有所不同。
 
    我15岁插队、16岁当兵,之后还做过工人,现在说我是名记者,这段是名记者的“前史”。有时候想起从前的事,我非常怀念插队的那段时光。1969年,在吕梁山区,很穷的一个村子。现在的电视剧、电影,有时候还会美化一下当年知青的生活,但是在我们所在的那个地区,没有浪漫色彩,并不是山村的民情不纯朴、乡村的风物不动人,而是因为饿。当一日三餐都不能保证的时候,十五、六岁的孩子还能有多少精力去顾及别的呢?一个窑洞我们八个人住,每天睡到几点就是几点,在食物紧缺的情况下,睡觉也算是保存体力和节约粮食的好办法,当地严重缺水,农民靠天吃饭,这些半大孩子,离乡背井的给扔到这里土中刨食,能出工已经不错,出力不出力都无所谓。真让这些城里的“娃”到田里干活,搞不好还要把好好的庄稼“祸害”了,不如就让他们晃荡好了。也许是当地老乡的纵容,我们每天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天南地北地聊天,饿着肚子更要聊天,不说话的时候,精力一下集中在肚子上,只会觉得更难以忍受的饿。
    我后来回当年插队的地方,去过好几次。还去看望过当年的房东。房东有个独生儿子,名叫“光屁”,这么老大岁数了,还叫这个。名字是没改,但是当地的生活比我们那时候好了不知多少倍,原来在半山腰的窑洞,都搬到山脚下了,因为通了公路,什么都比过去方便。吃穿之类的,都好了,当地人也活得高兴了。唯一没能改变的就是水的问题,老天爷就是这样造化的,过去缺水,现在还是一样。
    插队一年之后,我从北边一猛子扎到南边,洞庭湖区,我的老家,我当兵了。那时候人们普遍有一种心态,就是特别希望家里有人能当兵。只要一家有一个人当兵了,就意味这个家庭是个“红色家庭”,也意味着这个人在政治上非常可靠,这可太重要了。我当了四年兵。
    现在回想以前的事情,我觉得很遗憾的是没受过正规的教育。我这个人不懒惰,爱学习,但是最好的、可以学习的时光都荒废过去了,日后这点儿文化靠的都是工作中的日积月累。我们这一代摄影人,大部分都是这种情况,从实践中走出来,业务上也有所长,但是一说到学历,少有科班出身,基本都是自学成材。但我们这种人也有个好处,就是特别知道努力,知道珍惜现在手中的工作机会,来得不容易,生怕不努力弄没了,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年轻人还是应该向我们学习。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我当记者之前全部的经历都对我后来的发展有帮助。我在《经济日报》工作了25年,八朝元老,这中间我一直做经济新闻报道,我敢说我是看着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在怎样提高。我能跟我过去走过的那些日子比较,跟我在“光屁”他们家住窑洞的时候比较。所以我们这样的人在物质上没什么特别的要求,懂得知足,懂得感激,也懂得把视角始终集中在普通人身上,用这种方式见证社会变迁。我觉得以后再也不会有我们这样绝无仅有的一代人了。
 
写自己不喜欢写的东西,不如不写了;没有诚心和诚信的人,也成不了好记者
    1980年,邓维开始在《经济日报》工作,当时还叫《财贸战线报》,他做文字记者。三年之后,邓维改行做摄影记者,搬着铺盖到暗房一住一个月,跟着师傅学手艺,很艰苦,当然不如驾轻就熟写新闻稿来得舒服,但是邓维说他不觉得后悔,坚决不再当文字记者,写自己不喜欢写的东西,不如不写。在这件事上,大概是犯了执拗,执拗到今天,22年竟如过眼云烟。
 
    现在这种环境下,当文字记者没什么不好的,但是那时候,我一边干一边觉得不舒服,三年下来,简直忍无可忍。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都经历过不少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简直可以说对我们的精神世界和个人命运有特别大的改变和影响。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我们这些人对改革的期望最高。这些人投入改革可以说是最奋不顾身,因为我们真是切身感觉到必须要改,至少都希望日后我们的孩子不要再经历过去的这一切了。可是当时的报道方式还没转过弯来,还是过去那种唱赞歌。让我最感到忍无可忍的,是有一次组织“五一”报道,十几个编辑坐在会议室里讨论这个选题应该怎么做。听来听去我明白了,他们根本就是坐在屋子里“策划”报道。比如说,工人怎么过节、农民怎么过节、商店售货员怎么过节等等,好了,每个编辑负责“模拟”一个人,就当是这个人在接受采访,模仿着他的口吻写一篇,就算完成任务了。实际上采访的和接受采访的都是这个编辑记者自己,只不过他“扮演”的角色每次身份都不一样。大家说的绘声绘色,我开始以为是闹着玩儿呢,后来,扫视会场好几圈,发现不对头,这是真的,每个人都是当真要这么干的,大家心安理得,会后就付诸实施。这种情况下,我也被分配了一个“角色”,结果我坚决不写,一直僵持下来,我整整耗了一个多月,我说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这下处境就变得很尴尬了。
    当时我们报社有个摄影组,才两个人,其中有一个还是老同志,我知道他们缺人手。我主动提出来要改行当摄影记者。因为我突然发现做摄影记者好,最起码不能造假,你没到现场,你就不可能有现场的照片,你不喜欢、不想拍的内容,你可以不拍。
    我的改行算是歪打正着。因为那时候正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不管你做什么,都能赶上“头班车”,只要你努力、只要你肯花功夫肯吃苦。所以从我拿起相机那天起,所参与拍摄的就都是真正能够记录历史进程的、特别有意义的事件,新鲜事儿太多了,大家都是睁大了眼睛看,怎么看怎么有故事。这是最幸运的。
    我是文字记者出身,和那些与生俱来就有特别好的镜头感的摄影师不一样,我是逻辑先行的。我习惯先研究这个新闻事件的背景,想明白了该怎么表现,然后到了现场全都围绕着我这个主题去捕捉画面。而且,每次我写的图片说明都不是一句话两句话,有时候还会出现照片上那些人正在说什么。那时候报纸把我的照片和图片说明一起登出来,读者觉得有意思,照片和文字互补了,同一个新闻,传递的信息丰富了。这也算是当时我的一个特色。那时候年轻,有点儿成绩真是特别高兴,我发现我在业内还小有名气了,挺得意。后来接触了不少北京其他报纸的同行,我才知道,不是我拍得好,是因为当时摄影记者的圈子小,每个报社的摄影记者人数都不多,就这么点儿人,互相知道名字是太正常了。
    现在摄影记者越来越多了,想当记者的人也越来越多。我干了25年,到现在还是觉得记者不是个容易干好的职业。我觉得当记者必须要有一种人格力量,就是一种充满了正义感的单纯劲儿,这样的记者才能有良心。做人要诚实,这也是做记者的基本条件,我坚信没有诚心和诚信的人,也成不了好记者。
 
“找骂”是一种风度,也是一种气量,能从这个“找骂”的摄影展开始,带来摄影界充满善意和客观的批评之风,才是最大的期望
    采访到了这个阶段,话题已经彻底打开,估计也不会有什么言论能“刺激”邓维了,我开始复述我看到、听到的、针对他的摄影展的各种言论,比如“作秀说”、“炒作说”、“沽名钓誉说”。我说好话就不重复了,估计这些年已经听了太多“过年的话”,“好话”和“坏话”不一样,说来说去溢美之词总是不如批评的言论更丰富和更富有创造力。这一点,邓维同意。
 
    这个摄影展,源于10年前的一句戏言。当时几个同行说到要举办个人摄影展,我说我最喜欢的照片都不是我自己的,都是人家的。这些年记忆最深的都是自己的失误,有些还是低级错误。我老觉得现在的人真是越来越会说话了,同行见面了,说来说去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互相恭维,恭维作品、恭维得奖,互相惯着,最后把大伙儿都惯坏了,好话听不够,坏话听不得。这不是一个行业里正常的学术讨论空气,这样也不利于这个行业的发展。你说谁不想听好话?谁不知道听好话舒服?可是,当时是高兴了、一团和气了,回家之后觉得没有收获。像我这样的人,我相信有很多,都希望在业务上能进步、能提高,你天天拿好话“忽悠”我,我怎么进步?说远了,一个领域中的人,成天就互相“忽悠”,你说这个行业能不给“忽悠”坏了?
    一般办影展,都会“翻箱倒柜”,把自己认为最好、最成功的作品拿出来展示。我是第一次办影展,要翻箱倒柜找一些还说得过去的片子也不难,可是,“翻箱倒柜”倒腾出来的是不是成功的片子,难说。出于礼貌,大家在看影展时一般只说客气话,作者认为很得意的片子,没准儿人家根本看不上。所以,费了挺大劲弄一个影展,结果雷声大、雨点小,看的人是上眼不上心。我办这个以摄影记者常见的失误为内容的影展,有个初衷,就是用我的教训,前车之鉴,供年轻同行引以为戒。
    还有一点,就是我想用这种方式给摄影界敲敲边鼓,我认为现在到了我们该反思一下的时候了。这些年摄影界有个倾向,就是“重奖轻谏”。大家都看重国内国外的获奖,一获奖,就成了经典,就无可挑剔了,真是这样吗?未必。摄影界正常的摄影批评、摄影评论在这些年越来越无声无息,少了一条腿。只能说好,一好百好,谁要是批评一下,被批评者总感到不舒服。文学界将文学批评视为与文学写作同等重要的两翼,这是成熟事业的重要标志。新闻摄影从业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从来没听说过新闻摄影批评,认为那不是跟人过不去吗,我不说你,你也别说我。
    就为这个,前些日子我还得罪了人。一家摄影报约我在“新人新作”栏目点评一下作品,我也没多想,应了。有一位作者自视很高,他对自己的作品已经夸的不知再怎么夸好了,我看了觉得真是就那么回事,没那么好,我就直接说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让他别把话说得太满。这下闯祸了,这位作者表示了极大的不满,理由就是这些作品不能批评。你说这叫什么事儿?为什么不能批评?怎么了,就不能批评?这种风气要是蔓延开,新闻摄影还能健康发展?虚心使人进步,这道理还用多说?可现在你批评一下试试,谁都碰不得。想想这些年,别人对我也是这样。既然如此,我干脆也别批评别人了,我批评我自己,把我的失误抖落出来,现身说法,挖个坑自己跳。
   我现身说法的是摄影记者容易出现的失误,涉及新闻判断、瞬间把握、技术准备等等。十几年前,唯一担任历届全国人大代表的申纪兰,在西装店巧遇另一位30几年未见面的老代表,二人喜出望外,泪流满面。回到报社我逢人就吵吵“今天我拍到好片子了”,不想暗房的同志告诉我:“嘿,你忘了装胶卷啦!”臊得我无地自容。这种属于低级错误,还有属于当时没动脑子的。我在卢沟桥拍纪念抗战胜利,一位日本妇女跪下来祈祷和平。照片确实不错,到现在还有人跟我提起。可是我自己觉得还是有点儿丢人,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从日本的哪儿来到北京、做什么工作。我当时拍了就跑,根本没想到应该问清楚。我安慰我自己,我们语言不通。其实我自己知道这不是理由,在现场,语言不通,也没有翻译,可是你完全可以跟着她,她总有住处吧?到了住处她身边总有人吧?不是做不到,就是不想做。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失误。应当拍好的却没有拍好,都是失误。
    也有朋友说过,邓维你这是自讨苦吃,何必把这些照片拿出来“找骂”呢?我就想,你说,“找骂”是不是也不容易?“找骂”是一种风度,也是一种气量,得到批评有益于个人进步,这是安慰自己。能从这个“找骂”的摄影展开始,带来摄影界充满善意和客观的批评之风,才是最大的期望。所以,谁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我看重的是最后影展结束之后人们留下的意见。我要把这些失败作品和这些意见放在一起做成一本集子,我觉得这是我目前对摄影界力所能及的贡献。
 
    邓维的摄影展汇聚了摄影界众多的大腕,也有最平常的摄影爱好者,他给大家看的不是他从事摄影22年来的风光无限,而是每一次“走麦城”留下的纪念。同时,他留下了让观者畅所欲言的空间。评价一种行为和一种思想,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难免见仁见智,但是且抛开那些攻击性的言辞,单就邓维办这么一个影展的勇气来说,绝非每个人都能做到。在时下文化人盛行吹捧之风之际,邓维的这种做法,也许不仅仅值得摄影界关注,整个文化界都应该有所思考。这何尝不是一种逼迫,以个人的诚恳自我批评来逼迫出每个人的诚实观感,启发坦诚相见、有益行业发展的健康学术批评。如果这样的时刻,仍然有人在《失误与遗憾》之下书写类似“溃烂之处、艳如桃花”式的评论,恐怕这些人真的需要拷问自己的良知。

 
原载于《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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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eopmdy

《“找骂”是一种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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