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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文化的“七宗罪”

发表日期:2010-08-30 摄影器材: 点击数: 投票数:

作者: 齐宏伟      2010-03-24

 

电影界唾沫与票房齐飞的事儿不止一例了,张艺谋的《三枪拍案惊奇》又是一例。大家伙儿个个痛骂狂批,但还是一窝蜂掏钱进影院去看。记得美国一学者跟我讲过,有一回他在北京地铁见一年轻人大模大样看色情杂志,他提醒年轻人不该看这个,那人眼睛一翻,理直气壮地反问道:“不看这个,看什么?”

难道大家伙儿只能像这个年轻人,注定只配看这个?

 

仅凭一部《蜗居》无法挽救当今影视。整个当代文学和文化都处在某种困境中。前阵子,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事件不了了之,这话起初颇引起一帮中国文人、学者们的不平,纷纷谴责德国汉学家顾彬犯了德国中心主义错误,认为顾彬的言说是一种霸权话语和他者的偏见。然而,媒体后来又澄清顾彬没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这话,而是说棉棉、卫慧的作品和《狼图腾》等是垃圾,于是大家也就当下释然,露出原来是这么回事的神情,颇像阿Q终于保住了自个儿的面子般。

 

其实,还需人家指出来?中国当代文学乃至文化的困境咱们自个儿不清楚?这不是说人家几句霸权话语或他者偏见之类就可以化解的。困境是因为有了已入膏肓的病症,现总结为七大病症:

 

第一大病症是文化在当代已不再被信仰,而是被玩弄。

 

不信,你看看贾平凹的《废都》就知道了,里边的大作家庄之蝶早就把文化和妓女放一个档次上了,庄之蝶们认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真事,文化不过是那么回事儿,根本上来说就是人利用文化获得名利,用倦了,就像扔旧衣服那样丢掉。

 

这跟法律在咱们这儿的遭遇差不多。法律若不被信仰,法治观念和法治社会是难以建立起来的。一法律界人士倒是直言不讳地说:“法律是啥玩意儿,在我看来就是一妓女,谁给钱就给谁服务。”听着这话,想到为重庆黑社会辩护的律师们知法犯法的行径,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今天的文坛还能找到海子和路遥那种对写作对文化的态度吗?他们的猝死连带着把那种神圣、崇高的写作态度都带走了,从 1989年3月26日再到1992年11月17日,这两个日期似乎真成了神性写作和崇高写作的祭日。1992年后,文坛或多或少成了或高明或不怎么高明的玩家们的天下,“躲避崇高”俨然成了当代文人们的座右铭。

 

第二大病症是当代文人在人性论上的浅见和短视。

 

文化关乎人,文化的内涵取决于文人们对人性透视的力度和深度。人性论上肤浅,不可能产生大作品。不幸,这正是中国当代文人的“死穴”,他们把复杂的人看简单了,把深刻的人性看扁了。老巴尔扎克说:“你要想成为一个小说家,先得成为一个哲学家。”毫无疑问,我们的文坛上多的是写家和玩家,少的是哲学家和思想家。

 

还是以电影来说。中国的当代电影都似乎中了病毒,一个劲儿玩弄技巧,一个劲儿揭露人性的黑暗,一个劲儿陷入“欲望叙事”圈套,导演在比赛谁更会弄特技,谁更会砸钱,谁更“狠”,张艺谋就是一个典型。看他早期电影,还是有人性的,越到后来越只剩下了兽性,一边讴歌原欲,一边又让你在欲望前呕吐,盼望在哪里?没有。看完了这些电影总觉得内心一片悲凉,没有出路,没有亮光。看电影就是找难受去了。

 

中国当代文化不也如此?文人们争先恐后地告诉我们人不过是一堆蠕动的肉,人和人之间一定就会像动物一样相咬相吞。我带着极大盼望,细读刘震云隆重推出的《一句顶一万句》,也还是看中国电影的感觉。作家想告诉我们友情和爱情的可贵,但看来看去,你只看到朋友意味着凶险,爱情意味着私奔、背叛,越看越荒凉,越看越黑暗。小说上半部叫《出延津记》,主人公名字叫摩西,明显是模仿《圣经》中的《出埃及记》,但在《出埃及记》中你会看到人性的高贵和尊严,你会看到信念的重量和盼望的力量,但在《出延津记》中,我只看到了人性深处的凶险和背叛,只看到了人性的荒寒。

 

文学当然应该揭露人性的狰狞和丑陋,但作家应带着极大悲悯,带着爱心和呼告来写,不能一味恭维人性,但也不能一味贬斥人性。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被誉为诗人哲学家,他在《思想录》指出:“我要同等地既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赞美人类的人,也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谴责人类的人,还要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自寻其乐的人;我只能赞许那些一面哭泣一面追求着的人。”作家和文人们要一面为人性的黑暗哭泣,一面激励我们一同不止息地追求光明和温暖。这在中国当代文化中越来越难了。一个朋友说:“看中国当代文化那些个产品,看完了,你得不到一丁点儿提高。”这不是全部,但至少是大部分作品的顽疾。

 

第三大病症是文化语言的狂欢化与俗化。

莫言说是福克纳教给了他在语言中大胆虚构。不错,文学是虚构,但不能任由语言变成“能指的滑翔”。结果,二人的近作都陷入语言狂欢化的陷阱而不能自拔,一味狂欢下去,定是文学的自毁。

 

顾彬批评中国当代作家的语言功底不行,是有道理的。王彬彬发文说中国当代作家的语言就像打开水龙头就流出来的自来水,没有任何特色和味道。生活中是啥,作品中就是啥,毫无美感可言。

 

关键是什么?不是说当代作家和文化人们不锤炼语言,而是没达到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的家”之境。根本上说,日常俗语恰是艺术语言的大敌,这样的俗语根本无法成为存在的家。这就需要艺术家建立语言和意义的内在关联,在原初感动中重新使语言和精神合一,只有这样,创作才是从遮蔽走向澄明的旅程,语言才能成为精神的风景而不是一大堆滑翔的能指符号。

 

海明威一天只写500字,而且一定要站着写,逼着自己写得慢,写得精炼。因此你看着那样的文字就带劲,觉得语言里有骨头,有嚼劲儿,但现在的作品,用一个评论家的话是:“瞧,又来了,看他怎么乱扯瞎掰吧。”“写”一变而为“扯”和“掰”,倒也形象。

 

第四大病症是当代文人们丧失了精神,不再有大感动。

 

文人和文人的区别不是技巧使用上的高低,而是精神境界上的差异。李白用夸张手法写了一首诗,令我们惊叹,我们总结说是因为用了夸张的手法,所以这首诗好。李白不用夸张手法写了一首诗,同样令我们赞叹,我们总结说是因为李白什么手法也不用,只用了白描,返璞归真化繁为简,所以这首诗好。这种评论岂不是废话?李白诗写得好,不在于他用某种手法,而因为他是李白,他有李白的精神境界,诗才有了那种大气魄。

 

马丁.布伯说创作是为了与“我魂之魂”的“形象”相遇,海德格尔说创作是真理的生发和保藏,詹斯卡尔说诗人不是创作诗而是发现诗,他们都在强调艺术的伟大不在艺术之内,而在艺术之外,在于创作者本人精神境界的高低。陆游所谓“尔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是深知者言。正如东正教的精神资源造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一样,没有了冰山在海面下那八分之七的托住,是不能造就海面上八分之一的壮丽景观的。

 

一人拿着作品找托翁评论,托翁看完后不客气地说:“你这篇小说除了想写小说的欲望之外一无所有。”

这正是我读当代文学的基本感觉。早些年,文学还能感动我们,还能使人得到精神陶冶,现在很难了。是我们变了,还是文学变了?

 

写作大概是不能完全职业化的,作家必须作为一个追求真理的人在感悟和发现,而不是作为一个写家在码字。中国作家们写和发都太快了。旅美作家施玮告诉我,她一到美国心就很沉静,写得会很慢,一到国内(她在北京买了房子),就受刺激要快写,担心一不快写就被读者忘了。在中国整个儿就静不下来,普希金所谓“急匆匆生活,来不及思想”,当今文坛是“急匆匆制造,来不及感动”,甚至来不及感受。

 

第五大病症是当代文人们没了“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能力。

文化当然不能跟在生活后面亦步亦趋作小妾,但文化一定要有反映和展示真实生活的功用。现在的文人们有意无意地取消了这一功能,只强调文化的审美功能,认为要的就是好看和热闹,这其实是别有用心。文化若只顾关起门来自个儿娱乐自个儿,文化就没意思了,因为不能让人共鸣。今天很多作品展示的是一种很虚、很假的生活状态,里边没有苦难,没有真实,没有挣扎,没有灵魂的活动,没有内心的生活,作品反映出来的不过是文人们那种游戏人生的态度。

当然,当代文人们有着太多苦衷,很难毫无顾忌地去书写当代人的生存处境。似乎是“非不能也,乃不愿也”,但我认为根本上还是“非不愿也,乃不能也”。很多文人自个儿过上了好日子,享受了一般人享受不到的小康生活,都这样了,韩寒还抱怨说一年才挣个几百万。这种状态下,哪能指望他们知道百姓的疾苦?“诗穷而后工”也。

这不是说文人们都得去当穷人,也决不是说他们就不应该过上好日子,而是提醒不要忘了身边那些还在受苦受难的人们,不要忘了王小波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

 

第六大病症是文人们在创作上自立禁区,在思想上自我阉割。

这和环境有关,也跟能力有关,但很多人早有同感,就是一些中国文人们确实太“聪明”了,他们有很多禁区和敏感题材是绝对不会去碰的,久而久之,也就真不敢碰了,圈子也就越圈越小。从精神的奴隶变成了奴才,不以为耻反以为聪明。另一面,他们又很会迎合读者和市场,知道哪种东西可以流行,就不断炮制。鲁迅写道:“用废墟荒坟来衬托华屋,用时光来冲淡苦痛和血痕;日日斟出一杯微甘的苦酒,不太少,不太多,以能微醉为度,递给人间,使饮者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无知,也欲死,也欲生。”这正是今天很多文人的写照。

 

创作不只需要才华,更需要勇气。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后半期的侏儒化已是公开的秘密。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引一位老干部的话说:“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文化大革命’证明了:‘士可杀亦可辱’”。经过“文革”,知识分子元气大伤,甚至斯文扫地。八十年代刚恢复过一点精神气,又碰上浩浩荡荡的经商下海潮,本来就先天不足,再加上后天失调,这势必影响到文化。布封所提“风格即人”,其实也可以反过来说“人即风格”。连“人”的“格”都找不到,到哪能找“风格”?

 

之所以不能老是抱怨环境,就在于写《日瓦戈医生》的帕斯捷尔纳克和写《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仁尼琴,生存环境比今天险恶得多,为什么他们有此大勇?《古拉格群岛》中,索尔仁尼琴引集中营中狱友写的小诗,正是他本人的写作态度:“我自己知道:这不是游戏,/这意味着死亡——枪毙。/但是,像阿基米德一样,/即使为了获得生命,/我也绝不放下这支笔!/这张已经展开的纸,/我绝不把它揉弃!”这种写作勇气,当代文人有吗?

 

第七大病症是当代文化呈现出一种矛盾:一方面是因着模仿和追随西方文化而特有的自卑神态,另一方面则是偏狭民族主义的傲慢嘴脸。正如“垃圾”事件中,为什么很多文人那么在乎东西之辨?为什么人家一发言,先不管人家说的有没有道理,而一上来就给人家叩上西方中心主义和话语霸权的大帽子?说白了正是出于这种自卑和傲慢混杂的心态。这么在乎中西之辩,而不管是不是真理,一定不能充分吸收人家的好东西,也不能继承本民族的好东西(鲁迅说好胃啥都能吃)。还是哈耶克看得清楚,民主主义者们把民族当成了偶像,表面上尊重本民族的传统,但那尊重是一种盲信而非出于对真理的追求。20世纪的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潮都极大地摧毁了人们对真理的敬畏,这种创伤才是致命的。无庸讳言,中国的当代文化也带着这样的创伤。

 

这七病,是当代文化七伤,也是当代文人的七宗罪。此非声讨,算是祷愿:愿当代文化突破困境而发展,盼2010年成为给我们真“惊奇”的“文化年”!

 

作者:误解

《当今文化的“七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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