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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时期东北救亡总会在成都的人和事(一)

发表日期:2009-12-31 摄影器材: 点击数: 投票数:
抗日时期东北救亡总会在成都的人和事(一)

1937年6月东北救亡总会成立于北平。这是周恩来领导的,由东北各界抗日爱国人士为主体组成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他们的宗旨是:驱逐日寇,抗战到底,打回老家去,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
我的父亲、姑姑及家人都加入了东总,在其中做着沒有薪金只有奉献的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武汉大撤退,他们领受了战时儿童保育会救助疏散难童的任务。大姑(于汝洲)在深入战区收容难童之后,又在宜昌担任接站主任,负责安排转运难童入川的工作。1938年6月父亲(于浣非)与另两位女老师,负责疏散一批难童(约五十人),从汉口出发经宜昌、重庆,历时三个多月到达成都,把难童移交给成都保育分院。
于浣非在圆满完成疏散难童办完移交后,刚到成都的一家人住进祠堂街太平洋旅馆。不久,1936年在汉口出生的儿子汉明,因营养不良又未得到应有治疗而夭折于旅馆里。1939年初,大姑、二姑(于淖汶)及四姑(于淖沁)在完成疏散难童的任务后,分别由重庆、西安到达成都。二姑四姑在流亡辗转途中也失去了三个幼小的孩子。
为了生存,她们各自凭一技专长,自谋生路。
我的家人1938年10月从祠堂街的旅馆搬到青龙街,在青龙街一帶前前后后换租过几个住地。
(全部图画均由于振华绘制)
父亲开医院(福华医院)、母亲(李相云)先后生产过牙粉,墨汁,癣药水(医学博士毕天民配方)和眼药水(于浣非配方)以维持生计。大姑和大姑夫(车献之,地下党员,原黄埔军校医官)先后在成都西御街、陕西街和新繁镇开哈尔滨医院,二姑和二姑夫(王寒生,20年代曾受地下党之命与赵尚志在长春筹建国民党)在金牛埧开产科医院,四姑和四姑夫(孙中原,民盟盟员,地下党员)在祠堂街开书店,后来四姑自己又在陕西街开产科医院。(这些号称的医院实为诊所而已)。
(青龙街132号)

(外西茶店子,在此躲避日本鬼子的轰炸)
在忙于生计之时,父辈们从未停止过抗日救亡的活动。
四姑在祠堂街开的'一般书店'(初叫'东北书店',父亲担心引敌特注意,改名'一般书店'),成为东北流亡者聚会场所。前来书店的东北人很多。公务员、军人、职员、作家、画家、自由职业者...都有,但以青年学生居多。父亲平日里在书店楼上写作,他喜广交朋友,常到店面与这些人士交流。街对面'努力歺'的老板車耀先(地下党人)也常去书店与这些东北流亡者接触。父亲发起成立东北同乡会,在此基础上得到重庆东总支持,成立了东北救亡总会成都分会。父亲担任东总成都分会的宣传部主任,他还专为东总成都分会设计了一枚会徽(见附图)。(于振华回忆绘图)
东总成都分会从成立之日就设在我的家中(青龙街119号)。

东总分会联络各界人士,宣传抗日,鼓动救亡,唤起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切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一切失地,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
为联络各届人士之便,分会联络活动地点设在东胜街的沙丽文舞厅(建国后改为市政协礼堂)。不久发现有陌生人常在左右打探,疑是特务,为安全考虑,迅速将联络点也转移到我家中。父亲每换一住处都选择大而深的院子,除家人生活生产的需要外,也是便于开展救亡工作的深层打算。
东北救亡总会的人员常到家里议事或吃住,母亲都尽其所能热忱接待。虽然母亲终日为全家的生活操劳,无遐外出交际,也认识了许多人。关山月在我家住了两个月,离开时还买回一袋面粉表示感谢。肖军夫妇去延安前将无法带走的物品存放我家。这张破损的牌桌底面还可见'肖王'二字。(挿入相片)




从哈尔滨到武汉再到成都,父亲在这些抗日爱国志士群体中年龄最长,多年来许多人尊称父亲为'大哥',母亲为'大嫂'。
1981年陈钟(时任吉林省人大常务副主任)去天津看望我母亲讲起往事,仍称呼'大嫂''大哥'。
上世纪50、60年代,母亲常翻开老相册,指着相片上的人告诉我这是谁是谁......。她讲着一些人的轶闻趣事(甚至还讲到只有两三岁的我,评价谋画家的画而引得在场众人哄堂大笑),谁是画家,谁是作家,谁去了延安,谁牺牲了,谁失踪了......等等。(可惜这些相片在文革中付之一炬)。
韩乐然、于炳然、赵惜梦、张末元、刘利峰、刘玉哲、毕天明、高同生、肖红、肖军王德芬夫妇、关山月(吉林)、肖大叔大婶夫妇(画家,忘记名字)豈文彬......等,都是多年来母亲常讲的故事里的人物。
(末完,请看二)






作者:天府霞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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