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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何以由领袖成为叛徒?下(转)

发表日期:2011-07-14 摄影器材: 佳能 EOS 5D 点击数: 投票数:

 

瞿秋白何以由领袖成为叛徒?()
陈铁健
(2010年5月8日)

    1962年开始,毛主席开始关注党内反对派的问题、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党内在他身边赫鲁晓夫人物的问题。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在“大跃进”失败以后,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从基层到中央七千人参加的大会,也叫做“出气会”。为什么叫出气?因为1959、1960、1961这三年整个的政策出了问题,所谓大跃进实际是大倒退,农业减产40%,农村非正常死亡几千万,最多的估量是四千万,最低的估量是一千七百万,不管怎么说这个数量都是巨大的。所谓“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是毛泽东的理想,毛泽东用这个东西想使中国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迈进,要赶超英国、美国,这是很美好的理想,却是空想乌托邦。用胡绳的话说“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于是毛与刘少奇为首的中央的另一部分人发生了分歧,这个分歧就演变成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毛认为对方是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因为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讲的非常彻底,说到农业减产,不进反退,我们没有前进而是后退。饿死人、人吃人是要上书的,是要写到历史上,是要下“罪己诏”的。在历代历朝遇到这样的大凶事,皇帝是要下“罪己诏”,要取得臣民的原谅,自我检讨。但是毛泽东的回答很明确:“我是不下‘罪己诏’的”。因为“罪己诏”只有皇帝才能下。刘少奇的矛头是直接对准毛泽东的。刘少奇又说,我在湖南调查,湖南的农民说没有多大的天灾,这三年都是常年,有灾但不是大灾,所以问题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祸就是政策、路线、方针出了问题,是人的问题。谁来负责?中央要负责。彭真说,主席的责任要更多一些。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先把彭真打掉。

    刘少奇在和谢富治、王任重在谈公安工作的时候还说,我们现在是混我为敌,把老百姓当成敌人,采取非正常的手段,用劳教、劳改、拘押对付老百姓,这是错误的要改正。今天不改,明天人家要揭露你。你不揭,人家要揭。你活的时候不揭,死后也有人要揭你。这话说得太厉害,说的是公安工作,但是这话传到毛泽东那里,他自然会想到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在斯大林百年之后,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关押、镇压、杀掉了那么多的人。所以大跃进问题就成了毛泽东的心结。这是明摆的,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饿死那么多人,你怎么交待?我去过几个地方,几个地方的学者包括党校、高校的一些教授,都在做这方面的调查,在六七年前,他们文稿、书稿都写好了。写三年的大饥荒,每个省、每个地区进行调查,有具体的事例、具体的地方和名字。比如青海湟中这一带,人吃人事件有110起,是有名有姓的。年轻人不信这些事。我前两年遇到一些70后问,真的有这事?真的有文革这种事?真的有6.4这种事吗?我说,我是亲身经历。1965年到张掖去四清,仅在张掖地区就有四十万人非正常死亡。张掖是甘肃河西走廊最好的地方,素有“金张掖、银武威”之美称。那儿的土地很肥沃,最肥美的沃土却收不回粮食,人们都去大炼钢铁,粮食冻在地里。这边还超标虚报粮食亩产多少千斤、多少万斤。报了万斤就要征一万斤标准的公粮,征不上来就把老百姓的粮食都掏空了,不缴粮就是阶级敌人,这样的情况势必是要挨饿的。我想生活在那个时期的人包括北京人,也是要用“瓜菜代”来维持生命。说毛主席那时候已经不吃肉,他认为老百姓很苦,要同甘共苦。但是我们后来看到公布的毛泽东的生活档案,他不吃猪肉是改吃牛羊肉和西餐了(笑声),菜谱有十几种,这后来都是公开发表的。这种状况怎么能不纠正?党内怎么会没有意见?刘少奇在讲这些话时就自我批评说:“我也是有份的。”他提出要“包产到户”,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包括林彪都同意,要改变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吃公共食堂的局面必须解决,而且要从党的高层总结教训,改变这种状况,“与民休息”。这个意见是对的,怎么就成了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怎么就成了阶级敌人?

    从1962年开始,毛泽东就关注所谓叛徒集团的问题,就是认为刘少奇这伙人是叛徒。于是就联系到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和李秀成的《自述》,开始制造反修舆论。1963年戚本禹在《历史研究》第四期发表了一篇“评李秀成的自述”。太平军的将领李秀成被曾国藩俘虏之后,写了一篇自述,内容是讲太平天国的失误,为什么失败?想说服曾国藩反清,同时为了挽救他麾下的太平军将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刚先生曾经著书,认为李秀成的自述是假投降,是策略性的。戚本禹不赞成这个说法。戚本禹当时认为彭德怀1959年上书,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晚节不忠。应该写文章,借李秀成这个历史人物来隐射彭德怀的晚节不忠,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这个目的。这篇文章在《历史研究》发表之后,周恩来看到了,周恩来对周扬说,这样不行,李秀成、太平天国是我们竖起来的,我们党的事业是继承了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的旗帜,现在戚本禹这篇文章让我们很被动,尤其对文艺界、戏剧界的震动很大,造成思想混乱,所以中宣部要开会清理。中宣部与范文澜、郭沫若商量后,在近代史所召集北京史学界近代史方面的专家二十多人开会,我那时是研究生旁听了这个会。会上是一边倒,翦伯赞、范文澜、邓拓、侯外庐、刘大年、李新相继,中宣部科学处副处长林涧青也参加会议,一致批评戚本禹。翦伯赞的发言最激烈,他说,史实都搞错了,这篇文章到处都是硬伤。你反修正主义,不要糟蹋历史人物。林涧青最后宣布三点:“事实上占不住脚;理论上是错误;在实际上是有害的。”建议近代史所刘大年组织一篇文章,肃清戚本禹文章的影响,报刊、电台、电视都不要转播。本来是要求戚本禹到会当面接受批评。戚本禹当时是中央信访办的处级干部,正好出差,没有找到人。事后,戚本禹知道这个消息就准备写书面检查。这时江青找到戚本禹,江青说,你为党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主席读了你的文章,认为文章写得很好,主席说我们党内叛徒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解决,你的文章提出这个问题,为党立了一功,你要继续写,写了以后去找康老(康生)在钓鱼台的写“九评”的那个班子,他们会给你出主意。戚本禹原准备检讨承认错误,这时一下兴奋起来。不久近代史所有人就把刘大年批评戚本禹的文章清样给了戚本禹,戚本禹就针对刘大年的文章逐条批驳,写成文章后到钓鱼台见康生。康生的那个班子都是大笔杆,调集了当时最强的理论写手。这帮大秀才一边吃饭一边对戚本禹说,你这文章不行,人家的观点你逐个驳,没有力度,要高屋建瓴抓住要害、致命一击,这样才能把他驳倒。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是1964年发表的,这篇文章没有丝毫学术味道,完全是政治文章,在教唆者的指挥和指点下写的。文中对国内的叛徒从汪精卫、陈独秀一直批到彭德怀,国际是从考茨基、伯恩斯坦一直批到赫鲁晓夫。大家要是有兴趣可以去找这两篇文章比较,如果说第一篇文章借学术影射攻击彭德怀,那第二篇文章完全就是政治的文章,完全按照毛泽东的解决叛徒集团的指向来写的。戚本禹一下就红了,很快就调到《红旗》,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成了红得发紫的人物。

    怎么和《多余的话》联系起来?毛泽东在1962年的秋天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就是要解决两条路线斗争、要解决修正主义,认为刘少奇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1962年,毛泽东有一个手令,要审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定性是在1968年党的会议上,实际张网是从1962年开始。这个手令是我们在瞿秋白专案组时,当时还有刘少奇专案组、谢富治专案组、康生专案组。刘少奇组的负责人亲口和我们组的负责人说,我们在中南海毛泽东的私人档案里查到了这个手令,时间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而在这之前,毛泽东算计刘少奇是在1953年的春天,因为高岗和刘少奇在合作化的问题上发生分歧,那时土地改革刚刚结束高岗就要在农村搞合作社,刘少奇说,我们在没有实行机械化之前不要再生产关系上搞这套,不要搞农业集体化,先借着土地改革的契机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然后在工业化水平提高以后实现农业机械化,来实行合作化的效果会更好,过早的实行改变生产关系、改变土地关系不利于甚至会妨害农业生产。然而高岗的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毛泽东批评刘少奇是“右”的,当时在党内引起很大的波澜。高岗同时从毛泽东那得到知毛对刘少奇种种不满的言论,就以为毛泽东信任他。高岗在底下串连,想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成为第二号人物,他要取刘少奇、周恩来而代之,要做部长会议主席、党的第一副主席,同时他对很多高级干部封官许愿。这事被陈云和邓小平揭发,于是召开七届四中全会解决党内团结的问题,后来又开了两次座谈会,揭露高岗和饶漱石所谓反党联盟。高岗很有底气,认为毛泽东信任他。但他估错了形势,毛泽东在权衡整个局面以后还是牺牲高岗。座谈会批评高岗时很严厉,把他的那些丑事全揭露出来。当时我在东北工作,可以看到两个座谈会的文件。光是高岗男女关系问题,有名有姓七十几人。高岗好色在延安时期就是这样。高岗一直等毛泽东找他谈话,毛泽东却没有找他谈话,后来毛泽东对此事也很后悔,觉得应该和他谈一次话。最后高岗选择了自杀,第一次是枪击,没死。第二次是吃安眠药,死了。实际上高岗和饶漱石没有联系,“高饶联盟”是莫须有。

    1953年的春天,毛泽东让高岗在沈阳调查刘少奇1929年做满洲省委书记时,在奉天(今天的沈阳)被捕的情况,1953年就下手了。

    我再说的1962年以后的事。1963年的一月份,历史学家吕振羽,当时是中央党校的历史学教授、历史教研室的主任,原来是东北人民大学的校长,后来还是山东大学的校长,是和范文澜、郭沫若齐名的大历史学家。从南方参加纪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讨论会后回到北京,路过丰台被秘密逮捕。初期是软禁没有行动自由,但是可以看书、写文章、做研究,到文化大革命正式逮捕,前后关了十二年,审讯八百多次,其中的七百多次是让他作伪证,证明1935年11月开始的南京国共秘密接触、秘密谈判是刘少奇主使的,是刘少奇向国民党投降,要消灭红军、取消苏维埃。做这样的伪证七百多次审讯,吕振羽是个硬汉就是不写。

    1935年的谈判,刘少奇当时是北方局的书记,化名陶尚行,他让周小舟,后来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就是“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最后一位周小舟,当时是北方局下面的一个负责人。刘少奇让周小舟出面和国民党铁道部的副部长曾养甫谈判,曾养甫是由陈立夫指示出面和共产党接触。共产党这方的联络员就是吕振羽。这次谈判持续了9个月,当时国共的秘密接触有四个渠道,这是其中的一个渠道。事先是经过中央和毛泽东批准的,事后周小舟带了材料到延安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但是1963年审查吕振羽时,认为刘少奇是背着中央、背着毛主席擅自和国民党接触出卖红军和苏区,这个罪名很大,刘少奇是内奸在那时就定性了。这是第三个证据。

    第四个证据。沈醉是军统的少将,后来起义了。解放后是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专员,和溥仪、宋希濂他们都是专员。他在文革之后和他的老朋友说,上边找我调查刘少奇的问题,不晚于1963年。1963年以前,就让沈醉交代刘少奇的历史问题。

    第五个证据,就是戚本禹交待。我们1979年到秦城监狱找他当面谈,问他写“评李秀成的自述”和瞿秋白《多余的话》有没有关系?戚本禹说,说老实话我是瞿秋白的崇拜者,我写“评李秀成自述”绝不涉及瞿秋白,绝不涉及《多余的话》。在文革初期,周恩来找过我,让我收集瞿秋白的材料,我不忍心,我让我手下的两个人草草弄了一个东西送上去,但是我自己绝对不做这个事情。由此证明,从1962年开始,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对刘少奇就是用他的历史问题打击他,把刘少奇搞掉。

    于是李秀成的《自述》、《多余的话》就成了毛泽东达到刘少奇而制造舆论的准备。毛泽东对周扬、陆定一、周恩来都谈到这个问题,说李秀成的问题是16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瞿秋白也是这样。毛泽东说,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我看不下去。实际上就是变节。在中央的一次会议,周恩来看透了毛泽东的心思,周恩来说的也非常彻底,说人死了不一定盖棺论定,瞿秋白虽然死了,但是他晚年还是变节自首。对红卫兵的谈话,周恩来至少是六次,其他康生、陈伯达、江青、戚本禹都有一些谈话,这样就把无知无畏的红卫兵煽动起来。

    1967年的1月,一批红卫兵造反派到常州掘了瞿秋白母亲的墓,另一支红卫兵到济南掘了瞿秋白父亲的墓。2月7日一批红卫兵到了八宝山,把瞿秋白的墓碑砸了,那墓碑有瞿秋白的照片,现在的没有照片。到了5月12日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市法院的造反队伍开到了八宝山彻底把瞿秋白的墓掘了,掘墓扬灰。这都是在讲话影响下、煽动下造成的破坏,所以打倒死人是为了整掉活人,反瞿倒瞿和反刘倒刘是密切相连的。

    本来中央的决策者可以从公安部十年的调查报告中做出正确的判断,调查证明瞿秋白被捕以后的表现是好的。《多余的话》有灰暗的、悲观的、消沉的情绪,这不可否认。但是,他没有出卖,没有出卖人、出卖党,没有求生免死的企求;他没有反对党的路线,没有反对马克思主义。他说:“我从青年时期就步入马克思主义的思路,到现在没有改变,中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中国国情是由我来开其端的,尽管我是一个不成熟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当时没有人做这个事,只好用犬来耕田。”让瞿秋白做领袖等于是用老鸦树上筑巢(乌鸦是不筑巢的),是用弱马拉千斤的辎重,他说:“我是力不胜任,我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文学的爱好者,是在文学园地里。但是我不能冒充一个领袖,我是一个不合格的领袖”。瞿秋白面对的是他加入共产党之后,特别是1931年之后,各种党内的斗争给他的摧残和打击,一直到最后把他甩在了绝地,让国民党摆布他。他不能公开讲,《多余的话》热话冷说、正话反说, 如“我这个人坏、我这人不行,我这人绅士意识、文人情调,干不了这个事情,所以中央新的领导的想法,我很受启发,我怎么想不到呢?”这是一种讽刺和挖苦。

    每一次品味《多余的话》都会有新的体会。瞿秋白在政治上没有问题,思想上有灰暗、有消沉,作为成全一个英雄、党的领袖、革命家,《多余的话》应该说是多余,但是成全一个心灵的波澜和内心的历程,《多余的话》有它存在的价值。

    在狱中能不能写?瞿秋白是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把他想的这些东西合盘托出,让后人严格的解剖、审判、拷问。瞿秋白这时已经把生死看透了,所以他的思想可以自由的挥洒,但是他又有一定的顾虑,这个东西是要给敌人看,他不能公开的骂米夫、王明、斯大林,他只能说:“我不行,我的这套东西不合党内的那套东西。”人性和党性难以调和,理想和手段难以调和。他说:“我的理想是无阶级、无剥削、无压迫的社会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可是我们采取的手段,外边是强烈的阶级斗争,不断的肃反、不断地自我残杀,内斗没完没了,而他是深受其害。

    这就想到我们如何来看这几十年的历史上不断发生的整人运动,文革说穿了是整人的运动,叶帅的讲话里说“整了一亿人”,一亿人是直接被整,不是间接挨整,一个人被整会影响所有的家庭的人。文革中死了两千万人。有的是被红卫兵打死的。8.18前后,我们的办公室的后窗是翠花胡同,我们是在东厂胡同,红卫兵抡皮带打所谓“黑五类”,很惨。那时候人的优点和缺点全被调动起来,优点是对领袖的忠诚、对共产党的忠诚,缺点就是把最原始的兽性也调动起来。

    几十年的整人运动和什么思想文化有关系?一个是封建专制主义有关系,这是传统的,是上层的东西。还有一种就是底层的游民文化,游民习气。胡绳是我们原来的院长、大理论家,他在晚年有个反思的十次谈话。他说,我们党内一直存在有游民习气。他说话是很有分寸的叫“习气”。他还说,我们党从1927年开始总体上是“左”的倾向。这也说的很准,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算起,再早从《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算起,都是“左”的倾向。《中国的各阶级分析》是把整个知识分子推到反革命营垒。根子在哪?一个是封建主义,“我是秦始皇加马克思”;另一个就是游民文化。

    游民文化,我在写瞿秋白《〈多余的话〉导读》时概括了几个方面。游民是走投无路的,从社会的正常秩序脱离,一无所有。他们要改变社会稳定的现状,改变自身一无所有的窘境,就唯恐天下不乱,越乱越好,乱了就可以火中取栗,别人的东西就是我的,无本生意,这是游民的反社会性。

第二就是游民的勇敢性。敢于主动出击,该出手就出手,主动进击,一往无前,不怕牺牲,常常被头领驱使成为打手。

    第三是内斗和外斗结合起来的斗争性,或叫斗争哲学造反有理,有时是内斗盛于外斗。比如说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但是在某种情况下不是,有些大的战犯、大的敌人投诚过来是可以做高官,在建国初期,我们的政协、人大里容纳了很多大的战犯、大的敌人的高官,不至于完全被杀掉。而内斗所谓党内的路线斗争,有时一定要把对方搞掉,置于死地而后快。我举一个例子,党的主席收拾国家主席三十多年前,发生在西路军的事情。

    西路军的问题是个很大的历史冤案。西路军两万一千八百人于1936年年底到1937年的3月期间,在河西走廊打了五个月,徐向前元帅领导的三个军,全部被俘、被杀,全军覆没。这个责任从现在我们掌握的档案看,西路军当时是由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主席团、张闻天为首的中央书记处直接指挥,西路军的进退都得听从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主席团,或者毛泽东、周恩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签署的命令,是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指挥作战。这些电报都摆在那里,进、退都有上面的指示,西路军的统帅徐向前和陈昌浩必须执行。最后失败的责任第一位应该是毛泽东来负。但是西路军还没有失败的时候,中央的电报已经说了“这是你们过去错误的延续”,你们过去跟张国焘南下、另立中央、分裂主义、逃跑主义的继续,就把罪名转移到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头上,紧接着延安开始清算张国焘。西路军剩下的四百人到了新疆,当时盛世才是亲苏亲共的,把这四百人容纳下来建立新兵营,进行空军、装甲兵等特种兵的训练,后来我们这方面的高级将领有一部分就是那时候训练出来的。当时西路军的参谋长是李特,红五军的政委是黄超,这两个人听到延安在肃清张国焘,而且把四方面军的错误扩大化,把许世友这样的将领抓起来,他们不满,在征求是否回延安的时候,李特和黄超表示我们要到莫斯科去讨个说法。于是这两个人就消失了,在九十年代前一直说两个人到了苏联境内作为托派,由苏联的政治保卫局处决了。但是在平反时说了真相,是中共的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亲自到新疆把这两个人秘密处决,就是因为你们要到莫斯科去告状、要反对毛泽东。这样的例证可以举不少。睚眦必报、任何的反对和批评我都不接受,都记着早晚算你的账。

    杨尚昆前几年有一个回忆,说的非常彻底,他说,任弼时要是活着非得把他整死不可。任弼时是七大选出的五大书记、五个常委之一。任弼时在中央苏区时反对和批评了毛泽东,而且把毛泽东从中央局的书记拉下来,杨尚昆是毛泽东最贴近的幕僚,对毛泽东的看法是很准确的。游民的内斗是非常厉害的。瞿秋白、陈独秀、刘少奇都是这个悲剧的牺牲品,文革就是大量的中国人成为牺牲品。

    第四是在野时的倡乱。要搞乱这个社会,反独裁、反专制,要民主、要自由,一旦上台就反过来要独裁、要专制、反民主,这就是以暴易暴,结果就是还用暴力来对付他认为的敌人,这就是游民文化当中的政治利己性。

    第五是山头林立,拉帮结派的帮派性。

    第六是仇文反智,嗜杀无度的野蛮残暴性,不择手段、翻云覆雨,毫无诚信可言。

    游民文化渗透到共产党里边,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造反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揉到一起, “中西合璧”,毛泽东说,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说的很对,很形象,就是游民加皇帝。朱元璋是典型的游民的代表,一上台马上收拾游民,发路条,走出两里地都要凭路条,他知道游民的祸害。暴君专制、暴民乱制,然后再走向暴君专制,往复的恶性循环。毛泽东是中国农民战争的现代版的胜利者,是农民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他绝对是了不起。为什么毛泽东能取得胜利?把蒋介石收拾了。就是帝王权术、游民的策略都揉到了一起,再加上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受任何限制、不受任何约束的、不受任何法令、法规约束的对敌人采取暴力行动。原来以为不受资产阶级法律限制,后来查了历次整人运动、肃反,也完全不受自己定的法律限制,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苏区也有宪法,也有民主、自由、公民权利的法规,但是宪法和法规也不过是一张纸,他不遵守。发动文革是不是违宪的行为?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绝对是。但是以毛泽东的能力他就可以这样做,而且全党几乎没有太多的反对,即使有些不满,在压服之后也就罢了。

    当时有没有走资派?资本主义都灭绝了,哪里还有走资派,毛泽东的口号“十年、十五年让资本主义在中国绝种”。所以工商业改造之后资本家的财产已经成为准国有了,无非就是再给点利息、半国有。所以那时没有走资派,有的是走封派、当权派,最大的当权派是毛不是刘,党在国上面。没有人制约他,他垄断了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理论的资源,他推崇个人崇拜,于是只能听他的。他有军队在手,有理论,笔杆子造势,枪杆子撑腰,可以指挥一切。原来让林彪来,后来林彪看出来,文革这样下去不行要收缩。看5.71工程纪要,文革是要收缩。最后信任的就是身边的几个人,包括自己的生活秘书才他最亲近的、最可靠的人。控制了所有的资源,是最大的当权派、最大的造反派,又要造反又要镇压。红卫兵起来控制不了就要镇压,你们都到农村去、插队去、到兵团去,所以红卫兵、五大领袖也是牺牲品,都操纵在毛一个人手里。

    我们总结这段历史,重要的是记住它。要否定、消除整人运动,消除像文革这样的灾难,首先要记住,要把真相记录下来。不是中国人健忘,是执政者在掩盖这些丑恶(掌声),文革的历史不能很好的研究,就是因为无理的严格限制,写一篇小文章,有一点涉及文革的编辑就要抹掉。为什么?我说这个人和文革有联系,我写他在文革当中的遭遇,为什么要抹掉呢?说这是上边的指示,我们要保饭碗,只能请你割爱。所以这种文章我们没法写,写出来也只好拿到国外去出版(笑声)。现在是有人写文革史的,我们所里的周良宵、顾菊英两位老夫妻,退休二十年,写了两部书。《文革史》大约是一百万字,还有一个五百万字的资料光盘去年在香港出版,今年出版了《6.4史》是五十万字,也是香港出版。中国需要这样的历史学家,不要太多的人做,有几个人就行。

    我最近写的关于宋庆龄的文章,文中写到,文革以后,还可以上溯到反右派以后,中国的知识界可以说基本上是成了驯服的、听话的、甚至是善于逢源的、顺杆往上爬的、向上攀扶的……俯拾即是,脊骨软化、筋脉倒转,匍匐在地。我这样说有点对不起知识界,但知识界总有几个、甚至有一些敢于讲真话、写真历史的人,我佩服这样的人。我们接受这个教训就是尽我们有限的一份力大家一起来做,有的刊物不愿发表,有的刊物冒险可以发表。在出版《〈多余的话〉导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与编辑素不相识,到现在也没见面,我把瞿秋白《多余的话》的相关的文章编好了,在前面写了五万字的导读,书的前面的文章都叫导读,实际是解析、解读,这位编辑送审时把瞿秋白的文章送审,我的五万字导读扣下了,上级批了以后就与瞿秋白著作一起发表(笑声),我特别感谢这位编辑(掌声)。 我刚才讲的很多东西我都写在这本书里,我当时担心的就是这文章不能在大陆面世,但是他居然一个字都没改就发表了。我到现在都很怀念、感激这位高明的编辑,希望以后出版社的编辑都应该向这位编辑学习,给我们作者一些发挥自己独立思考,想写真史的一个空间。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到临死、临难之际最深刻、最深邃的思考,他说,他不再思索了。实际上《多余的话》就是高度思索的结晶,其中把历史、诗情、理论思想融合在一起,是他散文创作的一个高峰,他是启发后来的共产党人,要弄懂什么是共产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要采取什么样的手段?采取什么样的途径?不是采取那种内斗、外斗,那种用手段来绞杀理想的那种东西,你们要去思考。我想这是一种启示,在中国这种沉重的、深刻的思考,其实就意味着一种期望、一种未来。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大家!可以这么说,三味书屋举办了很长时间的讲座,有几百期了。今天的讲座有两方面特别让我感动,第一是陈老师带着病体(可以听出陈老师沙哑的声音)为我们做了近3个小时的精彩演讲,而且用大量的史实为我们还原了一个很清晰的中共的党史,这充分的体现了老知识分子、老史学家的责任、严谨以及勇气。另一方面我也非常受感动今天在座的听众,大家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都很认真、专注的听陈老师的讲演,而且给予这么热烈的回报,说明大家对这段历史是非常关注的。其实这段历史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太重要,对我们的影响也是太深远,如何把这段历史真实的还原?就要靠对这些历史人物逐个进行发掘和恢复原貌。因为所有的历史大事都是由事件、人物构成的,而事件也是由人来做的。对中共历史上的这些重要人物,恢复他们的本来面目,这是非常重要的还原历史的手段。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现在共产党的标称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可是我们如果还原成刚才陈老师讲的在毛泽东之前是五位领袖,毛泽东之后截止到目前是六位领袖,没包括邓小平,邓小平都是连带的,邓胡、邓赵、邓江,大概是十一届领袖,现在除了江、胡还没有做评论,毛本人也没做评论,其他的好像都不怎么光荣和伟大,都有不同的问题,如果作为党的一个光荣正确党的领袖都是有问题的话,或者不是叛徒就是反党集团、反党分子、野心家,如何来理解这段历史?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的去思索,更多的听取这样老的历史学家、有责任心、有勇气的历史学家为我们揭示历史的真貌。今天考虑到陈老师的身体状况我们就不讨论了,今天的讲演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掌声)

作者:肥飞鱼

《瞿秋白何以由领袖成为叛徒?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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