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导航介绍,点击查看

世界警察为了什么?(续)

发表日期:2011-07-30 摄影器材: 点击数: 投票数:

3说完“自由”,接着就要来说与自由相对——但却是为了自由(所以确切地说不是与自由相对,而是在自由之中)——的“干预”。密尔在其反对“多数人的暴政”的经典著作《论自由》(商务印书馆,北京,1959年版)中说:“自由与权威之间的斗争,远在我们所最早熟知的部分历史中,特别在希腊、罗马和英国的历史中,就是最为显著的特色”;而他打算在该著中重点“讨论的乃是……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问题。他认为:“关于集体意见对个人独立的合法干涉,是有一个限度的;要找出这个限度并维持它不遭侵蚀,这对于获致人类事务的良好情况,正同防御[少数人的]政治专制一样,是必不可少的。”这个限度就是:“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各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上书1510页)在原则上我完全同意他对于“干预性自由”的这种看法(并将在下面进一步说明我的看法);只是在技术上,首先要把他所说的被干涉的个人或分子,明确地理解为包括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和小国。

反抽象哲学认为,“干预”和“干涉”是属于同一个道德范畴里正好褒贬相反的两种品质:干预指的是某个社会有机体——在形式上总是由她的某个代表(政府、团体或个人)出面——为了维护自身的整体自由,而对自身的局部自由所做的约束(协调、控制和管治);所以干预就是作为秩序的自卫,在形式上又包括直接保护整体利益和保护整体中的任何分子(或大或小的某种“个体”即实体);而非干预性质的——即实际上是对外施加于其他社会有机体和个人的,或不恰当(偏颇、不公正)地施加于自身局部的,因而是它们都不构成合法自卫的——约束(侵略、操纵和压迫),则是不当的干涉。但是,当干涉活动的对象是野蛮人、外星人或非人类物种时,在一定范围里它就仍然是可接受的,即它属于对“自卫”概念的合理扩展。此外,从技术上说,代表社会有机体出面进行干预的分子越小(政府>团体>个人),它的行为就在表面上越接近于干涉;在进行干涉方面也一样,分子越大就越像是干预;不过,表象始终不直接等同于本质。

原始正义主义(权威主义)是对无道的整肃,因此毫无疑问在整体上属于左翼:但相对于军事主义来说——甚至是作为对抗军事主义的手段——恐怖主义作为非典型权威主义,在某些时候又是右翼。自由主义在反对权威主义中诞生,认为政府干预只能限于保障个人的“天赋”权利;在整体上属于右翼。不过以卢梭为代表的平等主义是其中的一个显著例外,它以浪漫主义的方式向左回归;另一些理想主义者,则或以和平或以暴力的方式比他走得更远。卢梭也借用社会契约论来说事,但他说:(a)社会契约不是在自然状态中制定的,而是在社会进程中制定的;国家是最终裁判者。(b)人们经过两次来制定契约,第一次是在不平等的基础上(他设想为背离自然平等状态的情况下)制定的,第二次是在平等的基础上(他设想为回归自然平等状态的情况下)制定的;只有第二次制定的契约,才是真正的自由契约。

与浪漫主义者、理想主义者相反的是保守主义者。保守主义在整体上属于自由主义中的右翼流派,即右翼中的右派:强烈反对政府干预;认为从根本上说,政府实体也不过就是另一个新型的个人(但正因为它是一个个人,所以也应该得到它作为个人的那份尊重)。然而,当保守主义又主张恢复传统美德、遵守行为规范时,它就有力地拉动自由主义向左转。左转的目的,原本只是为了给右倾的自己找到平衡——社会主义便是这个平衡点。可是当携带着右倾精神的左转到达极端时,它就演变为法西斯主义和干涉主义等:那种鄙弃民主(多数原则)的“国家主义”,或打着民主(多数原则)旗号而毁灭民主的“国际主义”等。

以我的概念体系来说,法西斯主义并不是极右派,而是极左派(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已经变异为极左派的右派”):它片面地强调保守主义中左的一面,把秩序变成了桎梏。另一边厢,“多数人的暴政”并不是极左派,而是极右派(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长进了左派身体里的极右派”):它反对政府干预,却主张由多数人实体(但我们则揭露说,那也不过是——根据“多数原则”塑造的——另一个新型的个人,所谓“自己人”)来取代政府进行操纵。在当代,常常冠之以人道主义借口的国际干涉主义——作为殖民主义的直接后裔(右倾的自由主义是干涉主义的父系,左倾的殖民主义是干涉主义的母系)——恰恰是“多数人的暴政”的一个跨国范例,是那个同时又具有左派血缘(在低点上回归权威主义)的极右派的一个恶性表现;所以它也很可能会把这丑陋的行径美其名曰“干预”。



在传统上,人们对于“左/右”的表述有一个重大误解:以为强调自己、个人(本质上是个体)的就是右翼,强调他人、集体(本质上是整体)的就是左翼。其实在反抽象哲学看来,整体在表象上必然是一个个体(尽管不一定是个人),个体在本质上必然是一个整体(根本不存在非反映中的“孤立的个体”):因此,只是抓住表象来看世界的个体主义,是错误的;只有抓住本质来看世界的整体主义,才是对的(参阅《亚里士多德论人的灵魂和德性》第四题2条末尾、5条)。所以,那种能够把握住本质,强调整体性——即主张“成全多的一”——的价值观,就是我们所认同的中道;与之相反,那种脱离本质来看表象,强调非整体性的个体(不论它所强调的“个体”是个人还是集体,是自己人还是异己人)——即主张“无限制而彼此扼杀的多”和“扼杀多的一”——的价值观,则分别是右翼和左翼,以至极右和极左。以与法西斯主义有密切联系的排外主义为例:当它的观念中存在着“内”、“外”之分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在强调某种整体性的个体;但是,当它狭隘地或过分地强调“这一种”整体性个体,而无视“更大的”整体性个体时,它就滑向了左翼,以至可能最终滑出了中道的范围。所以排外主义不是右翼,而是左翼;当它达到法西斯主义(后者当然又不仅仅具有排外主义)的程度时,则是极左。此外,排外主义还有可能与右翼的恐怖主义相结合,从而形成一种两毒合一的危害:例如722日发生在北约国家挪威的爆炸、枪击惨案,似乎就是在“欧洲人通过杀死欧洲平民,以使‘欧洲’觉醒(摆脱伊斯兰世界的渗透),而获得‘独立’”这样一种奇怪的逻辑下的罪恶事件。

人道主义是人类这一物种的根本价值观。但事实上它在不同的时空背景前就有不同的表现:在本质上属于原始/极端正义主义的那种人道主义,决不等于站在正义主义立场上所承认的真正人道主义;但我也并不是说它们之间没有共同之处,毕竟原始/极端正义主义就是正义主义的某种表现。目前东非旱灾正造成索马里等国严重饥荒,数十万儿童面临死亡威胁,西方列强有像掉炸弹那么积极地去往那里丢粮食吗?没有!因为他们有他们具体的人道主义观,尽管时常半遮半掩。他们要追求的是“民主”。那么就来说说狭义的——比如说政体上的——民主。反抽象哲学认为,正义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关系是,正义主义(也即正义自由主义)是民主主义的哲学纲领:从哲学的角度上说,正义自由主义含盖民主主义;从政治学的角度上说,民主主义含盖正义自由主义。在我们看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过是经过“文明”包装的种族主义观点,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我不单只是说这个理论没有前途,而且是说它现在就不可信(当然,包括制造挪威惨案的那个疯子在内的某些人,总是试图用暴力来让世人相信这一点)。在本题1条中我们说过,正义就是要和合双方的文明为一体。世界文明有差异,冲突在所难免;但是标榜自己的文明(比如政体形式)要绝对地高于别人的文明,要用武力的方式——借着他国发生内乱的机会——将它强加于别人,则是可耻的:这不是文明的合理冲突,这是在用野蛮挑战文明的底线;它绝对是反民主主义、反自由主义的。不论是我所理解的广义的文明(或大或小的某种具有相对进步意义的文化),还是亨廷顿所理解的狭义的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拉美文明等等),其内部的不同种类和个体之间都需要相互尊重,也必然能够相互融合。世界秩序不需要像他的割据主义所宣扬的那样“以文明为基础”,而应该是“以民主为基础”:不是说不能够输出民主政体,而是说应该民主地输出政体。在这个意义上,我赞同有些学者所主张的文明棱柱论;但需要在此棱柱前加上个“非标准”的定语。



全球一体化必然意味着某些原有文化的衰落、以至灭亡,从而重组棱柱的多边形平台。因为有些文化在传统上于某地惟我独尊,可是一放到全球范围里竞争时,就比不上另一种文化了。所以为了生存,必然有反全球化运动;但同时它也催生出一种具有更高逻辑含盖力的新文化,以便包容其它文化。既然所有国家的所有人都属于一个全球社会(尽管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全球社会”还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那么各国的内政和外交就的确只是相对的:闭关自守不过是在逆潮流而动,不可能有光明前途;门户开放的战略,在总体上是完全正确的。后现代主义的要义是以非中心化为中心。换成政治学的术语——用正义自由主义的观点来说——就是以民为主:它不是说不要一体化,而是说要一体多边、多边一体;即使有某一边最终要灭亡、或归入另一边,也应该是由当事人自己所作的自愿选择。在民主方针——即大家都要放下武力和强权,用对话和选举来让平民的意志得到伸张(包括在此原则下使用自卫战争的手段来捍卫它)——指引下的人道主义干预,自然会受到世界平民的夹道欢迎。

4在“自由”与“干预”的铆合中,依靠和尊重当前的每一个——有其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的——独立国家,增强国家认同感,是现阶段实现民主的重要步骤。治国者有必要清醒地意识到,国家既是个政治体,又是个经济体,还是个文乐体;我的粗疏意见是:

作为经济体,首要讲效率,因此在总体倾向上应采取中间偏左的策略。但具体来说却包括多种方案。比如:(a)在体内(作为一个国家整体)宜实行合一制,运用宏观调控。在体际(作为一国之中的不同经济实体之间,或国家与国家之间)宜实行多边制,促进微观竞争。于二阶层面上,在尊重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宜增加决策的民主化和管理的人性化;同时救济贫弱,以均等化推动创造性。(b)要把政府干预和政府监督适当地分开来看,减少干预应与加强监督相结合:市场上你做什么都可以,但必须都是诚实和自愿的;因为如果使用欺诈和威迫的手段,则违反了市场的原意。

作为政治体,首要讲公平,因此在总体倾向上应采取中间偏右的策略。但在不同的时候可以有不同的做法。比如:(a)在体内(作为一个国家整体)宜实行多边制,充分考虑具有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各族群的合理诉求。在体际(作为一国之中的不同政治实体之间,或国家与国家之间)宜实行合一制:不是说实际上又取消掉多边,强行合于一体;而是说在尊重多边的基础上,谋求具有最大包容性的进步共识(当然,这不是容易做到的,所以在某个阶段上采取“开明专制”的手段,也有一定道理)。于二阶层面上,在维护公平大局的前提下,宜提高工作效率和减少对抗情绪;同时尽量作出更合理的制度设计,让奉行民主者得利,让破坏民主者失意。(b)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消亡论的本质是:否定作为阶级压迫的工具的集权制国家,主张建立作为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工具的多边制国家——后者在其定义上将不再是维护统治阶级一己私利的旧有“国家”;而是产生于经济基础,又反身引导经济发展的,谋求全民公益的新型“联合体”——“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Gemeinwesen [共同体]’,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字,相当于法文的‘公社’。”(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73页、第三卷30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版;个别地方我用了当前通用的译法)。

作为文乐体,首要讲舒畅,因此在总体倾向上应采取左右偏中的策略。我们说,创作与工作的区别就在于:创作是你要掏钱去做的,工作是你做了之后可以收钱的;这当然只是一个表象的描述。在本质上,文乐与经济最先是混沌合一的,之后才逐步获得了内、外之分:在经济和政治工作中其实也都包含着创作,即主要表现为通过创作一些外在性的东西,来服务人类的生存;而典型的“无阻碍的自主创作”——休闲、体育、艺术、娱乐、科研、教育、社交、信仰、婚育和医疗等——则是直接创作人类自己的精神,创作人类自己的肉体。外在的工作,做了之后要收钱,事过境迁之后将“失效”;内在的创作,付出再多也心甘情愿,事过境迁之后将“沉淀”。国家就是放大的个人!所以,文乐舒畅才一切经济谋生和政治争权的本质和归宿,是一个国家的神圣使命和伟大职责。此外,从技术上说,不论是在经济体之间、政治体之间还是文乐体之间:如果彼此是平行关系的,或在它们是平行关系的那一方面,就宜适当加重多边制的分量;如果彼此是垂直关系的,或在它们是垂直关系的那一方面,就宜适当加重合一制的分量。

要是的黎波里当局能早点听了我的这些意见,也许就不会落到今日这个田地了。

 

 

关键词:经济体干预文乐体干涉政治体

作者:祥歌

《世界警察为了什么?(续)》


下一篇:没有了

最 新:
没有其它新的作品了

更多祥歌的POCO作品...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