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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语者——沙耆印象

发表日期:2011-04-21 摄影器材: 点击数: 投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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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听说沙耆

那时我还在念书

将近20年前的事了

一张废弃的报纸角落里

讲述了一个小山村里疯癫的画家

还有他满屋子的画

于是便将他记在了心上

连着对那满屋子画的向往



失语者鈥斺斏酬扔∠

 

再次想起沙耆

是几年前在范宅

看到店铺里有张老旧的油画

艳红和墨绿的色彩

裸体的少女提着滴血的人头

还有少女身边温顺的老虎

给人太强烈的震撼

落款-沙耆

又打开了我的记忆

也让我好奇

是什么原因让他要做这样的画

用这样强烈的色彩和狂放的笔触



失语者鈥斺斏酬扔∠

 

他的精神世界让我充满了好奇

于是更想去那有满屋子画的地方一探究竟

失语者鈥斺斏酬扔∠

 

 

机缘巧合

同事里有一个也从那小山村出来

她告诉我

小时她去了那房子

满屋子的裸体女子

让她很害羞

她问她仍在老家的奶奶

那房子里已经没有多少画了

但我仍然向往



失语者鈥斺斏酬扔∠

 

去年

终于想去那小山村看看

却找错了路

一直到几天前

终于去了那里

也算是圆了个心愿

失语者鈥斺斏酬扔∠

 

更重要的是一探他的精神世界

失语者鈥斺斏酬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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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溪  沙村

一个安静的小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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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耆故居-藜斋

保留下来的墙上隐约还能看到满墙的字

多出出现国、我、政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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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挂的鸡

这是沙耆多次涉及的主题

有被宰割的

有挣扎不堪的

也许这就是画家内心的痛苦

说不得

做不得

无处宣泄的痛苦

无法挣脱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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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管故居的人闲暇时在院子里打牌九

背后的墙上还能看到残缺的文字和人像


失语者鈥斺斏酬扔∠

国破家忘

一个迷失在欧洲艺术里的画家

痛失了生活

失去了情感的依托

沙耆的悲剧是这个世界的悲剧

是一个时代的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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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艺术家

都有丰富的情感

沙耆更是

深爱而不得

国与家

革命与艺术

梦想与现实

精神的富人

现实的穷人

一个失去了表达语言的人

幸好还有画笔


失语者鈥斺斏酬扔∠ 

沙耆说:我很痛苦。。。

我想这痛苦

源于失语

无法表达

 

 

摘录:寻找沙耆的传奇故事

2004年7月,浙江省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陈浩,约我见一对父子,并要为我讲一个70年以来的传奇故事。

   这对父子的父亲名叫汪济英,浙江省博物馆的老馆长;儿子叫汪大川,是一家公司的老总。他们拿出一批年代久远的油画,向我讲述这个油画作者“沙耆”的传奇故事。看了这些油画,不由得让人想起很久以前在我的老家宁波,一个会画画的疯子的种种传说。令我吃惊的是,呈现在我眼前的这个疯子的画,如此具有西方表现主义的精到笔触,是如此的富有才气!据说这是画家完成于30年代末至40年代中叶的早期作品,存量非常少。算起来,如今沙耆快100岁了,他人在哪里呢?这几十幅画又从哪里来?

汪大川垃圾堆里捡“沙耆”

   故事得从这对父子的一段经历开始说起。

   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初,汪济英在浙江博物馆历史部工作。当时由沙孟海先生作主,将其堂弟沙耆的90余幅画作以母亲的名义捐献给了浙江省博物馆,这批画作后来被存放在仓库中。那时汪济英的儿子汪大川正在读初中,他业余时间还在青少年宫美术班学习画画。因家住在博物馆里,所以汪大川每天进进出出都要经过这个藏画的仓库。“文革”时恰逢文澜阁大修,许多藏书均移到这个库房,并把许多准备丢弃的杂物乱七八糟地堆在仓库的大门外。汪大川不经意之中发现了当时被称为兽皮之类的“油布”丢弃在大门外,拎出来一看是一大张画,于是他费了很大的劲将这些画当作宝贝似地拿回了家,并用自来水冲洗干净晾晒起来。博物馆的宋阿姨见了,对他说:“你拿了这么大一堆垃圾回家,你爸爸要揍你了!”汪济英从桐庐带队回家在家搞卫生时,发现床底下一大堆的东西,非常恼火,便将它扔了出去,谁知汪大川趁着父亲不注意又去捡了回来。此事后来在“文革”中便成了“父亲纵容儿子私藏画作”的罪名。少年汪大川在经过这次磨难后,对画画的兴趣消沉了,而这批画的作者在“文革”期间因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家中的书画也被洗劫一空。 

   1982年5月18日,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家协会浙江分会在杭州举办了沙孟海、吴作人题名的沙耆首次个人画展。横空出世的极具强力色彩和东方情调的作品,几乎浓缩了从古典主义经浪漫主义再到印象主义直至抽象表现主义的画作,带给当时的中国画坛一次地震!有人说《中国美术史》应该改写,但你知道吗?这些展出的画,要不是童年的汪大川出于对绘画的爱好,偷偷地将它收藏保管起来,如今世人哪里还能见到沙耆的这些作品呢?!

  沙耆的历史具有传奇色彩:他在比利时留过学,回来时已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之后他便从画坛上销声匿迹了。当年徐悲鸿先生在中央大学教书时收的两个旁听生,一个是沙耆,另一个便是沙季同。从画坛上销声匿迹后的沙耆后来究竟到哪里去了?这事谁也搞不明白,就连现任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陈浩也以为沙耆先生早已过世了。但不知为什么,我却坚信沙耆仍然活着。

 沙耆儿子沙天行是我们的向导 

   2004年9月,几经周折,我打听到了沙耆的儿子沙天行的行踪:目前他在上海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当老总,我从他那里得知沙耆真的没有去世!但当我们在上海的田林医院见到沙老先生的时候,医生说他无意识已经有两年多了,任凭我们如何呼唤,也无法唤醒他。

   汪大川知道沙耆还活着的消息,执意要见他一面。无论事先我怎样向他描述了沙耆的现状,他还是愣在了病房的门口,这个几乎断送了汪大川前程的人,又是大川30年来最想见的一个人。眼下这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在病房内作着无声的交流:大川顾不上吃中饭,一直在画着沙耆的形象。就在这时,突然奇迹出现了,此时沙耆虽无声息,但却睁开了双眼,护理他的四川小保姆此时也吃惊地说出了“这不可能!怎么可能呢?!……”

   沙耆,1914年生于浙江鄞县沙村,名引年,字吉留。沙耆和沙孟海是堂兄弟,沙孟海的父亲过世之后,沙孟海与四个弟弟均由沙耆父亲照看。1929年沙耆随父亲迁居杭州,时沙孟海任职省政府,介绍沙耆进了上海昌明艺术专科学校。1932年沙耆与沙孟海的五弟沙季同一起,就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时,沙耆因参加进步运动而被捕,被家里人通过关系花钱保出来。后来家人通过沙文汉、陈修文之手将沙耆的信件从日本转回国内,造成沙耆已经逃到日本的假象,而沙耆此时却躲在沙孟海家中,然后又去了南京跟徐悲鸿学画,沙耆之名就是那个时候由沙孟海先生作主改的。沙耆于1937年1月到比利时皇家美院去学画,此时沙家已经倾家荡产,他的新婚妻子正怀着孩子。恩师徐悲鸿前来送行时,唯一叮咛的一句话便是:“学成归来。”

   沙耆走后半年,抗战爆发。妻子带着沙家老小从杭州逃难到宁波的乡下沙村,后来又不得不为了养家糊口去上海教书,业余时间还兼职。沉重的生活担子压在她的肩上,而此时的沙耆在通信中却不许妻子出去,矛盾越来越大。1945年沙耆妻子参加了新四军,从此两人命运有了截然不同的轨迹。

  谁也无法知晓沙耆的精神病是什么时候得的,如何得的?外界的传说纷纭,就连他的儿子沙天行也感到十分困惑。传说当时的沙耆十分有钱,但却一直与家里割裂联系,以致家中妻儿老小生活窘迫,无法生存。

  1946年沙耆到比利时已经十年了,就在这年春天,妻子寄出了这十年中无数封信中的最后一封信,信中交织着深爱和绝望。沙耆回国之后希望妻子跟儿子回来,但因为当时国民党军队封锁得厉害,只有儿子回到了身边,那时的沙耆见了儿子第一句就是问他娘为什么不回来?! 

   疯了的沙耆平时话语很少,他的内心世界只能从他那些大起大落的画作里去窥探。当年回国时,徐悲鸿便在筹办中的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发出聘书,约聘他为教授,然而回国后的沙耆,因妻散父亡,老母年迈,孤苦中病情愈加严重,徐悲鸿一等再等,终也没能等来他钟爱的学生。在那个小山村里,癫狂的沙耆行走在他自己的世界里,自由无羁地做着他的大师。多少年后,那些执迷纯真以至专狂的画作,震撼画坛,“中国的梵·高”之名便由此而来。

   那时的沙耆对西方的美术、文学都有很深的造诣,还搞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论》及笛卡儿的哲学、数学。他将儿子从学校带回家,逼他读《大学》《中庸》《古文观止》什么的,自己还背《离骚》讲圣经故事与西方美术史里面的神话故事。他的那些笔记都胡乱地记载着自己所想到的一切,谁也无法读懂。两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沙天行从上海的一家咨询公司将沙耆早年的一部分笔记及信件买了回来,这些笔记中法文和中文掺半。面对这些笔记,我无法读懂这个艺术天才当时的所有思想和行为,但字里行间你能清楚地感觉到,对他来说,世界上只剩下两件事:画画和等待妻子。他每天早晨起来洗漱好后的两件事,就是到村口去看报和等妻子。妻子终于没能回来,沙耆还是天天在村口等。1950年妻子与他离婚,在儿子离开他随母去杭州上学时,他仍清清楚楚地叮咛儿子:“让你娘来啊!”

到欧洲寻找历史的盲点

   沙耆的记忆丢失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1946年他从比利时回到宁波鄞县的沙村,一住就是30多年,当年沙耆从国外养成的生活习惯,譬如晒日光浴等在当地人眼中看来真是个惊世骇俗,这也就成了人们将他当成疯子看待的一个理由。而我感觉到沙耆在比利时的十年,应该是他人生中最有悬念和传奇的色彩。 

   在我去比利时前,我们参考了沙耆散落在比利时的一些文稿和书信。文稿和书信中的许多人和事,可能是沙耆已经在精神失常的状态下记录的,颠三倒四,根本无法读懂,整个的语言、文字、思维都是混乱的,不过将它带回比利时或许会解开其中的谜团。

  沙耆在比利时十年,一直杳无音讯,但有巨额财产、情人及别墅等各种传说,因而导致结发妻子离异,恩怨至今未了。沙天行为我们此行提供了两个知情人的名字:一位是毕业于台湾文化大学商学系的郭凤西,她曾任比利时华侨妇女联合会第一、二任会长,现任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秘书长,著作颇丰,是目前研究沙耆的专家。

   另一位是黄瑞章老人,他已经96岁了,是沙耆在比利时期间唯一活着的同学。从老人那里我们知晓了沙耆当时在比利时的一些情况:那时的沙耆在学校里成绩很好,画也画得非常好,他的画在当时很好卖,但国内有关他有女人及别墅的传说,却被老人否定掉。沙耆当年的画作非常受欢迎,但仅靠卖画还是过不了好日子,当时有些画廊老板卖了画还不给他钱,后来甚至发展到了打官司为止,但是动荡年代,一个外国人想要赢官司是根本不可能的!看来要查明沙耆的资产去向和精神失常的原因,还需依赖郭凤西夫妇。

   我们在比利时打电话到郭凤西家,老人一再强调:“沙耆在比利时没有女人,他们胡说八道!我常常到他住的地方去,只是有展览的时候,有的同学会来帮他一下。”

  郭凤西的丈夫、法学博士黄志鹏先生也告诉我们说,沙耆在走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卖画卖得非常好,他一趟旅行到英国、德国去,不晓得要卖多少画。所以他当时有多少钱,你从他走的时候有几个箱子可以看出来,他把那些东西都装到船上运回中国,所以他走的时候有很多钱。

   我关心的是他走的时候钱都带走了吗?郭凤西女士认为沙耆的钱都变成他要的东西带走了。这说明当时他的精神病是一阵一阵发作的,在他清醒的时候,他在比利时的黄金广场9号举办文化节目,当场画画赚钱。由此可以推断,沙耆丢失资产的谜团可能悬在了他回国的那只轮船上或下船的码头上。

  1939年沙耆从比利时皇家艺术学院毕业,秉承写实派大画家Bastien院长的画风,他的素描、油画、雕塑作品均已非常精到,油画竟获“优秀美术金质奖章”,是历届中国留学生中的第一个。这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但对这个痴狂的画家来说,世界只属于色彩,他完全沉浸在艺术探索之中,从写实主义转向表现主义以及野兽派、立体派。1940年沙耆与毕加索等世界级画家在比京的ATRIOME举办画展,一举成名,想不到不久便出现了精神错乱现象,但治愈后画技猛进。1940年5月,德军占领比利时,沙耆却奇迹般地在比利时、法国、英国等地不断地举办画展,他在战争中成为欧洲的尖端艺术家。我们在沙耆住了十年的比利时布鲁塞尔六青年街五号寻访,现任房东是位德国人,在此开了一家雕塑艺术公司。郭凤西细细地向他讲述了沙耆的故事之后,这位被感动了的德国人说你们在这儿拍摄什么都可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沙耆发疯找上帝的沙布隆圣母院,也就是这个沙布隆圣母院,让沙耆从这里开始失去他的记忆,并从此进入了他生命的另一条轨迹。我们走遍了这个几百平方米的豪宅,怎么也不相信沙耆当时富裕到这种程度。 

   斯蒂凡·A是个写恐怖小说出名的作家,又是个资金雄厚的实业家,他是与沙耆交往朋友中的一个。他不仅为沙耆写画评,还在生活方面给予沙耆许多的帮助和支持。我们问起十年中沙耆为什么不回国?他说沙耆迷失在欧洲辉煌的绘画艺术中,沙耆在回国的船上给斯蒂凡·A的明信片中说:“我站在船上看着大红色的落日,我想到你,我的朋友,在落日那边是我的家乡。”斯蒂凡说这是我最后得到的他的消息。

   我们在比利时采访回国的第二天,就去了沙耆的病房,我们默默地告之沙耆: “老先生,我不能寻到您在比利时所有的记忆,但得知您十年异国生活的孤独清苦和少有人及的执著辉煌的艺术成就,这大概足可以向您的家人有个交代!” 

 寻找沙耆被称为疯子的岁月

  在比利时采访回国之后,我们又在沙村及邻近的周村走访许多村民。在这块小小的土地上曾走出昆虫学家周尧和政界艺坛的人杰沙孟海五兄弟,然而沙村的人并没有把沙耆算在内。

  村民们回忆沙耆在沙村时的情景,说他很有意思,走来走去,一直画画。谁要是请他喝酒或是叫他画画,他就会给你画,大家都叫他傻子公公。 

   1946年底从欧洲的前卫之都回到老家的沙耆几乎是沉默的,虽有老母和儿子相伴,但妻子的离散和艺术环境的彻底改变,撕咬着他的灵魂,然而他将所有这一切,都倾泄在无休止的绘画中。这里的老村委会主任沙国佳是沙耆这段历史的见证者。

   1952年,周恩来总理从中央美院校长徐悲鸿那里得知沙耆的情况,指示中央统战部开始按月给他发放40元津贴,并送他去医院进行治疗。1966年随着母亲的去世及后来的“文革”开始,沙耆更加癫狂了,沙村所有的墙都成了他的画布,他画在墙上的老虎活灵活现,小孩子看了都害怕。半个世纪以后,这些书画依然留在沙村的墙上,但是谁也不知道傻子公公当时想些什么。

  在沙耆的个人历史中,1949年至1980年是个断层,在整理他的作品中竟找不到他的一张画,事实上在这31年中沙耆画了无数的画,只是他画在了他所能找到或捡到的废纸中,这些画留在了沙村的农民家中。但现如今这些画村民们藏得不多,都卖掉了。 

   1981年沙耆收了唯一的一位学生:韩村的余毅。沙耆在余毅家住了将近16年,在这个家里,沙耆一边教余毅学画,一边在余家的照料下生活着。在这里人们说沙耆画的老虎会走,简直把这个傻子公公说成了仙人。

  余毅第一次看到的沙耆,不像传说中的精神病人,他穿得干干净净,待人很客气,但生活非常清贫。当时这个农民的儿子根本不知道,他的老师过去有着怎样的一段辉煌历史。为了教余毅学画画,沙耆自制油画布及油画颜料,他自制的石膏像至今还被余家保存着。余毅成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人,他画完画,总是告诉别人:“这是我的孙子。”没人知道这位艺术大师此时此刻的心思,他是想把所有的知识和激情尽心地传给一个农民的儿子。那段时间沙耆的画是温暖的,炽热的。余毅的父母亲,当年以自己纯朴、善良的感情把老人当成自己的父母来照料,在很长的一段岁月里,余毅一直陪着沙耆在浙江及东北各地写生和在浙江省博物馆修复自己的旧作,直至卧床不起沙耆始终不愿意离开余家。

   1997年,沙耆中风之后,沙天行将他接到上海治疗,余毅的父亲也跟着到了上海继续照顾他。16年的相依为命,他们之间产生了深厚的感情。遗憾的是余毅最终没有画下去,这是余毅父亲的最大遗憾,他觉得对不起沙老。

   带着父亲的嘱托,余毅跟我们一起去上海田林医院临终关怀病房探望沙老。余毅静静地坐在那里,望着这位老人,沉默无语,老先生终也没有睁开眼,余毅就这么一直坐着,一直坐到天黑。

   沙耆在沙村的老屋,后来以5000元卖给了一个农民,农民又以4万元连同屋里的12幅壁画卖出。去年虽被政府买回,但壁画已经流落台湾。

   2004年12月15日,“沙耆画展”在浙江博物馆展出。2005年2月15日,有“中国梵·高”之称的沙耆在上海田林医院走了,享年91岁,他最后留下的两个头衔是: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会员。

 

 

 

 

藜 斋遗 梦

——油画大师沙耆的老父亲和结发妻的故事

 

                                       李美杰       

 

引   

 

    我的老家在宁波革命老区——奉化市松岙镇海沿村,与油画大师沙耆家乡鄞州区塘溪镇沙村只有一山之隔。我们去塘溪街赶集,只须步行七八里的山路,经过沙村,便进集市,两村人们来往十分便捷。

   上世纪五十年代,听说沙村有个疯子会画画,整幢藜斋的板壁、墙壁上全画上了女子裸体画,一时轰动远近村庄,去看的人不少,但我没去看,也没有见过这位传奇画家沙耆(1914 - 2005)。1968年12月的一天晚上,碰巧我和沙老同桌吃上喜酒,他沉默少言,只顾饮酒,酒醉饭饱之后,便向客人笑笑,匆匆离席而去。第二天,他送给亲戚一幅《老虎图》(淡黄色毛边纸用毛笔画的)。爱画及人,从此,我从心底里敬重他,更惋惜他那过早凋零的艺术人生。 

     我看过白浪先生2005年4月2日发表在《美术报》31版上的《丁香花绽开在荒原》的大作,很受感动,特别是“……在比利时10年真是世事无常,日夜思念的妻子竟然远走他乡……而沙耆最敬重的老父亲也早已故去……沙耆疯了。”
    ……读后,令人感慨万千。

    在那个反法西斯和抗日救亡残酷的战争年代里,沙耆的老父亲和他的结发妻的工作和生活是怎样的呢?他们对远在异国他乡,又杳无音讯的亲人又是如何含泪苦思的呢?这里,我想和读者简述一下失落在人间,尘封已达六十八年的沙耆父亲和他发妻,在奉化泰清山国标灾童教养院工作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沙松寿——沙耆的老父亲

 

沙松寿(1860-1940),浙江省鄞州区塘溪镇沙村人,早年与中国商界巨子竺梅先(1889-1942)共事终身。1938年前任竺梅先经办的杭州民丰造纸厂总务主任。他博学多才,尤工书法和中国画。在他的笔下,无论山水花卉、猫蝶鱼虫,都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国民政府首届立法委员,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庄崧甫先生府中的厅堂里,就挂着沙松寿创作的《耄耋富贵图》,受到庄老的高度评价。同时,他又精于建筑营造,竺梅先经营的民丰、华丰二厂的扩建工程都是由他一手策划建造的,因此极受竺梅先的赏识和器重。

 

1938年,侵华日军悍然发动淞沪之战,上海全面沦陷。大批流离失所,贫病交加的孤儿流落在上海街头。上海商界巨头竺梅先毁家纾难,收容了沪甬一带600多名灾童,在浙江奉化东部泰清山上的泰清禅寺,办起了国际灾童教养院。教养院的先期修建工程,由沙松寿主动请缨,从此,这付艰辛繁重的修建重担就落在了年事已高的沙老肩上。

  

1938年7月,沙松寿受国际灾童教养院院长竺梅先的重托,带领沙玉振(沙松寿的侄子,地下共产党员)等人赶赴泰清山上的泰清寺,着手改建这座废弃已久的破旧寺院。

 

 经过两个月的艰苦修建后,破败寺院焕然一新,一座崭新的国际灾童教养院屹立在泰清山上。院长室、办公室、中小学部教室、师生寝室、师生食堂、操场、教学设施等等一应俱全。并在寺后的松林中由沙松寿亲自精心设计,新建了一座精巧雅致,全部由大毛竹为材料构建,上盖茅草的小别墅,并由蒋介石的老师庄崧甫题写“岁寒草堂”墅名,供院长夫妇安居。修建工程顺利完成,耗资五万元(银圆)。

 

1938年9月一个残阳如血的傍晚,由竺梅先任董事长的宁绍轮船公司的“谋福轮”载着500多名的孤儿灾童,缓缓地离开了上海十六铺码头,向宁波方向破浪前进。第二天清晨,顺利抵达宁波外滩轮船码头。上船后,又转乘内河航船,于中午11时抵达鄞县横溪镇。一群身穿清一色的白衬衫,海蓝色背带短裤或短裙的男女灾童,排着整齐的队伍,在先生(老师)的护送下,向奉化泰清山国际灾童教养院浩浩荡荡进发,行程约10公里。由沙松寿一手修建起来的教养院正等待着这批从日本鬼子的枪林弹雨下抡救出来的多灾多难的院童。下午3时许,当院童队伍出现在泰清山下的浪溪桥畔时,沙松寿等在钟楼上撞响了欢快而宏亮的铜钟,欢迎竺梅先院长和夫人徐锦华副院长,以及全体教职员工和500多名院童的到来。沙松寿站在钟楼的窗口里,向到来的队伍热烈欢呼挥手致意,心里默默地说着“总算把你们盼来了”。

 

此后,沙松寿被国际灾童教养院聘任为总务主任,负责全院的经济财务工作,管理全院七十余名教职工和600余名院童(一个月后又从上海送来了100余名院童)的全部生活和教学经费;同时为了加强对院童进行劳动教育和办好伙食,又着手创办教养院农场(占地20多亩),工作任务十分繁重。沙老虽然年逾古稀,高龄七十有八,但仍然腰板硬朗,思路敏捷,廉洁奉公,勤俭办院,极受竺梅先院长赏识和全院师生员工的尊敬。

 

 

 

孙佩君——沙耆的结发妻

 

1938年8月,沙松寿去信老家沙家村,探问媳妇孙佩君,问她是否愿意去奉化国际灾童教养院任教。孙佩君当时闲居在家,接信后真是喜出望外,马上回信公公,表示愿意来院任教。9月中旬,孙佩君接到教养院的开学通知书,第二天马上赶到奉化国际灾童教养院报到。

 

孙佩君(1916-   ),沙耆的结发妻,当时年仅22岁,是全院教职员工中最年轻的一个。她曾上过女子中学,后因家境贫困中途辍学。1936年冬,由姑妈牵线,父母作主,与塘溪乡沙村沙松寿独子沙耆结婚。不料婚后未及数月,由于沙耆求艺心切,经徐悲鸿介绍,1937年春去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留学,撇下她一人独守空房。但她不甘寂寞,曾去当过小学教师,半年后辞去教职,仍与婆婆相依在家。

  

现在她高兴极了,成了国际灾童教养院小学部的一名数学教师兼全院文娱活动总教练,就像一只冲出樊笼的小鸟,在白云蓝天下自由飞翔。

  

在教育工作中,孙佩君认真编写教材,刻苦钻研备课,教好每节数学课,并把每个院童当作自己的弟弟和妹妹,处处关心和爱护他(她)们。在业余时间,满腔热情地投入抗日救国宣传活动;组织抗日歌咏队和文艺宣传队,在各班教唱抗日革命歌曲,如:《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流亡三部曲)等;还排演下乡演出的抗日宣传节目,不但在院内演唱,还组织到附近各乡、村演出,大大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热忱,抗日呼声四起,受到了竺梅先院长的多次表彰。

 

 

沙松寿卧病泰清山,亡故沙家村

 

1939年,又到秋叶飘落、寒雁南飞的深秋季节。由于年事已高,工作极度劳累,身体一日不如一日的沙松寿患上了四肢痛风顽疾,虽多方求医,药物不断,仍不见有所好转,医生已暗地里嘱咐其亲人,说:“沙老病入膏盲,无力回天,让他静心养息,有好吃好,后事要紧。”从此,沙老卧床不起,佩君虽为媳妇,实胜亲生女儿,日夜守护,无微不至地服侍公公沙松寿,毫无怨言,人也日渐消瘦。沙老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自己深感患的是死病,即使是扁鹊、华佗,也无回天之术,因此,他多次向副院长徐锦华提出要回老家沙村。

 

这天,院长竺梅先从外地办事回院,听到沙老病重,连面也不洗,直奔沙老病房探望。见到院长,沙老马上提出两个请求:要求下午陪他到院内院外走走,让他最后一次看看自己亲手修建起来的教养院和活泼可爱的院童;要求明天马上送他回老家沙村,不要再添教养院的麻烦。竺梅先院长沉思片刻后全部答应沙老提出的要求,并马上吩咐沙玉振准备软轿,自己和夫人徐锦华、沙老媳妇孙佩君和有关教师紧随沙老软轿左右,从院内到院外,从食堂到农场,让沙老看个仔细,看得欢心。秋风骤起,寒气袭人,院长命令打轿回院,让沙老上床休息。

 

当晚,沙松寿叫佩君通知沙玉振来到床边,嘱咐两件事:一是叫玉振早作思想准备,为阿叔争气,全力帮助俩位院长办好教养院;二是关于沙耆和佩君的事情,沙老沉着气说:“沙耆自从去了比利时,整整三年未见来信,不知是死是活。我替佩君难过,她是一个贤良媳妇,活守了这几年寡,从来没有一句怨言。现在我病重如山,恐怕再也看不到沙耆回来。真到了这一天,佩君孤苦伶仃一人,如何过活?你一定要照顾好弟媳妇,多多尊重她的意愿。”托后,紧紧握住玉振的手,哀伤万分。站在床边的佩君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1939年12月上旬的一个清晨,沙玉振从楼隘村雇来暖轿一顶,扶沙老坐稳轿座。院长竺梅先叮嘱沙阿善(农场场长,沙老同村堂侄)和孙佩君随轿护送沙老去沙村,俩人一定要全心全意护理好沙老,要求沙老好好养病。接着,亲手放下轿帘,吩咐起轿。沙老挥手示谢,回家养病。

  

1940年7月下旬的一个日落西山、老鸦归林的傍晚,沙阿善从鄞县沙村赶来通报讣音,一见竺梅先院长就泪汪汪的说:“沙老先生昨天半夜已经走了”。闻此噩耗,全院上下一片悲哀,徐锦华副院长马上通知:全院休课一天,下半旗致哀,人人佩带黑沙,胸戴白花,以表哀悼。

  

第二天,竺梅先院长带上师生代表30余人,赶赴沙村奔丧,并帮办丧事。

 

 奔丧回来,竺梅先向夫人说:“普天下最可怜的要算佩君了,丈夫沙耆,四年前去了比利时,如泥牛入海,断了音讯。她与沙老名为公媳,其实情逾父女,一直相依为命,现在沙老去了,留下她一个人,悲伤得泪干喉哑,并坚持要待公爹“断七”后才能回院,难得她如此一片孝心。”

 

 

 

深明大义,孙佩君毅然赴延安

 

孙佩君在夫家替公公守灵致哀,操办丧事,待“七七”四十九日后,回到了教养院。数月不见,人也沉默、消瘦多了。

  

1941年5月,民国三十年四月二十三日下午,日本鬼子侵占了奉化县城,并疯狂地向全县各乡村扫荡,抗日形势十分险恶。其间,孙佩君带领院文艺宣传队奔赴附近乡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演出,群众抗日呼声日益高涨。孙佩君在宣传过程中,也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不断提高了政治觉悟。

  

 在这段恐慌的非常时期,日寇侵袭,汪伪多次进院施压,教养院经费和粮食日趋紧困。更为不幸的是,院长竺梅先由于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带领全体教职员工苦难支撑到1942年5月31日(民国三十一年六月五日)终因积劳成疾,在筹粮途中,病故于象山县,英年早逝,令人惋惜。

  

 徐锦华在办完院长丧事之后,决定有计划地安置大小院童,绝不使一个院童再次受到灾难。在这个特殊境况里,孙佩君却多次奔走在沙村和教养院之间,此时的徐锦华一直在琢磨其中奥秘。

  

 一天晚上,孙佩君对徐院长说出了一件事:去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沙文汉妻子陈修良(1907 - 1998),双方情投意合,在以后的日子里,俩人无话不谈,竟以姐妹相称。后来知道了沙文汉(1908 - 1964),和陈修良夫妇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向孙佩君介绍有关延安方面的情况。孙佩君也向他们汇报了国际灾童教养院和有关竺梅先、徐锦华夫妇毁家纾难,收养灾童创办国际灾童教养院的感人事绩以及教养院目前的艰难境况。孙佩君还告知徐院长,沙文汉和陈修良非常关心教养院全体院童,并说延安那边有军校,培养高素质军事人才,欢迎院童去那里学习、深造,一切工作由沙文汉安排。

  

徐锦华听了佩君汇报后,沉思了好一回,欣然同意送院童去延安学习,参加抗日队伍。并要佩君继续去沙村和沙文汉先生联系,做好安全护送院童工作。

 

一星期后,孙佩君向徐锦华汇报,她已经联络了三十多个年纪较大的院童,他们坚决要去延安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徐锦华点头说:“我非常同意让初中毕业的院童去延安。”并要求佩君继续去沙村与沙文汉先生联系,由于形势紧迫,因此越快越好。

 

1943年5月下旬的一个雨过天晴的傍晚,孙佩君独自走进了岁寒草堂徐院长的寝室,对徐院长说;“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和院长商量,请您给我指明方向。”徐锦华院长了解孙佩君的身世,平时把她看作像自己的女儿一样,因此笑笑说:“有什么事,直说吧!”佩君接着说:“根据教养院目前的实际情况,停办是迟早的事,我个人又将何去何从?难道还是回沙村老家独守空房,老老实实去做一个沙家的挂名媳妇?”徐院长马上问:“沙耆有否音讯?”佩君摇摇头说:“沙耆去比利时已有八个年头了,一点音讯也没有,这年头兵荒马乱,战火纷飞,看来凶多吉少。我想来想去,不如带上这三十多个院童一起去延安,走抗日救亡这条道路。又想公公生前待我情如亲生女儿,实在不忍。再看那些院童,他们小小年纪,都决心抗日上前线,我做先生的却要回家,心中实在有愧。如果带他们一起去延安,在路上还可以照顾他们。徐院长您认为如何?请您指点。”徐院长认为这是关系个人的前途和家事,别人怎能作主呢?佩君沉思片刻后,坚定地说:“回家是守妇道,去延安是赴国难,请问徐院长,两者孰轻孰重?”徐院长脱口凛然说:“从古到今,普天之下,难道还有比国难更重要的大事吗?”

 

孙佩君因此决心已定。

 

1943年7月的一个清晨,东方刚泛起鱼肚白,孙佩君带着沈长根等三十多名穿着白衬衫和背带蓝短裤、胸上别着闪闪发亮的“国际灾童教养院”院徽的院童,踏上了去延安的道路。徐锦华特委派徐无生秘书负责护送。就在从横溪去宁波的航船上,徐无生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蓝布包,要佩君马上收下。佩君接在手里,颇感沉重(银洋),马上转身面朝教养院的方向默默地念着:“徐院长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请多多保重。”说着眼眶早已湿润了。

 

上午约11时,横溪航船靠弄宁波新河码头。上船后,徐无生护送孙佩君和30多个院童到江北岸轮船码头,在码头上亲自与延安方面来的同志接上头,作了详细的交待。然后看着全部人员被安全地接上了轮船。站在甲板上的孙佩君和院童们向徐无生秘书一鞠躬,挥手告别。孙佩君和徐无生都热泪盈眶,互道珍重,后会有期。 

 

 

后  

 

1943年9月23日,奉化泰清山上国际灾童教养院正式宣告结束。院长徐锦华在秘书徐无生的陪同下,一行10余人,依依不舍地离开泰清山,踏上了去上海的道路。留下的全部财产,无尝地移交给奉化县立中学泰清中学分部,首任校长为顾礼宁先生。教养院只留下沙阿善一人,看管暂厝于后大殿的竺院长灵柩,继续管理经营农场。原警卫队队长沈助友也时有来往。

 

1944年春季,泰清中学正式开始招生开学。我就读于泰清中学,有机会与沙阿善和沈助友闲谈,从中也了解到不少有关教养院各方面的情况,他们对总务主任沙松寿和数学教师兼文娱教练孙佩君的印像最为深刻。

 

原教养院秘书徐无生被校长顾礼宁聘任为高一班语文教师,于1944年1月上旬报到任职。他对原教养院青年教师孙佩君的热心教育、关爱院童、敬重长辈和深明大义的高尚品德,极为赞赏,曾多次在学生面前讲述,影响了一批学子。1947年1月,他辞去教职,回家养老。

 

楼忠盛先生是我的知已好友。他的《洪炉记》是一部十分感人的长篇历史小说,书中有较多篇幅叙写有关沙松寿和孙佩君的故事。我的《藜斋遗梦》一文,许多资料来自楼先生的《洪炉记》,这里必须作特别说明,并向楼忠盛先生深表谢意。

 

我曾几次去过塘溪镇和沙村,访问了镇领导和藜斋故居管理员沙先生,并获得了不少资料。

关于孙佩君去延安一事,当时社会上曾有过不少流言蜚语,一度以讹传讹。她与沙耆的爱情悲剧,也是中国历史的悲剧,是万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一手造成的。还历史人物真实和客观的面貌,以告慰沙耆先生的在天之灵,是本文的初衷。

由于本人的水平有限,年事已高,在写作过程中一定存在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殷切希望方家多多指教和批评。



作者:河山

《失语者——沙耆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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