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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嘉敏:新社会契约

发表日期:2011-10-20 摄影器材: 点击数: 投票数:

 

赵嘉敏:新社会契约


信息时代的剩余价值生产实际上就是认知剩余的解放。这样一个开启新时代的基本要素和驱动力,又怎能不与经济和商业现象发生互动呢?

坦白说,我并没有读过克莱·舍基的《认知盈余》(Cognitive Surplus)这本书(我认为“认知剩余”的译法会更好些,并会在后文一直使用这一提法),只是去年在东西网站上看过他演讲的翻译,当时觉得里面谈到的有关契约的例子很有意思,还跟公共管理专业毕业的夫人讨论了一番。那个例子通过一组生动且引人深思的社会行为学实验,论证了经济上的契约—譬如罚款这种形式—无助于人们社会意识或公民意识的建立,甚至有时候还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在演讲中,克莱·舍基又通过两个网站的例子—一个允许人们上传和分享猫咪有趣瞬间的照片,另一个则允许人们在地图上报告和标注新闻事件,提出他的观点:今天,人们借助认知剩余来改变世界的条件已经具备了。这两个条件是:人类自古以来就具有的、内在的创造、奉献和分享的意愿;网络作为新的工具,能够将人们大量空闲时间所蕴含的丰富认知力发掘出来,并通过协作的方式完成许多创新实验。基于这个,克莱·舍基进一步呼吁,人们应该引导认知剩余更好地贡献于更有意义的、可以用来改变社会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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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益到商业

克莱·舍基是一名学者,他观察社会,从一个学者的责任感,同时也是他内在的社会契约出发,从公益到商业总结社会现象,洞察社会趋势,升华出指导社会行为的理论。他的理论和观点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普适性。

但另一方面,克莱·舍基在演讲时的表述给人以认知剩余和商业契约难以兼容的错觉,而这恐怕是对认知剩余理论体系的最大损害。阿尔文·托夫勒在30年前出版的《第三次浪潮》一书,在这部经典著作中,托夫勒预见性地指明了人类社会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转变的趋势和方向。如果说工业时代是建立在两次工业革命及剩余价值(Surplus Value)生产的基础上的话,那么信息时代则必然是以认知剩余为其根本,或者换句话说,信息时代的剩余价值生产实际上就是认知剩余的解放。

这样一个开启新时代的基本要素和驱动力,又怎能不与经济和商业现象发生互动呢?

西方社会经过工业革命以来近150年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富足的阶段。在这样的社会中,公民价值、社会责任在人们的意识中有时会置于经济利益之前,特别是对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收入稳定的中产阶级人群来说,更是如此,而这个人群,也恰恰是蕴含最丰富认知剩余的人群。因此在西方社会,认知剩余的发掘最初并不带有明显的商业元素,而是更多地突出社会价值和个人满足感,然后再向商业领域渗透。IT技术上的开源运动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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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中国则不同。我们用短短30年的时间试图完成西方150年的工业革命历程,并与西方同步进入信息时代。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社会和人群对于财富和成功的渴望极其强烈,中产阶级意识仍只是一个萌芽,既小且脆弱,社会行为和现象很难摆脱过于逐利和过于急迫的阴影。在这样一个社会,认知剩余的发掘不可避免地从一开始就打上了商业的烙印,但这并不一定是件坏事。日本在二战后的崛起正是因为它同时完成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抓住了变革的机遇。今天,中国正在面对一个更大的机遇。

如果把“第三次浪潮”看做一个预言,那么“认知剩余”就是支撑这个预言的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概念,而“众包(Crowdsourcing)”则是让预言和理论变为现实的可操作模式之一。在“众包”这样一个可操作模式中,我们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包括了克莱·舍基所提到的契约关系—包括商业契约关系和社会契约关系,以及企业与社区一体化的组织结构变革。

“众包”在中国的实践形成了两个分支:一种是通过社区贡献者的创作来生产内容,并给予其中佼佼者以物质回报的社区和内容网站;一种是为需求方和服务提供者(往往是个体的自由职业者)提供中介平台的威客网站。后者以明确的三方商业契约关系为基础,将认知剩余和物质回报直接挂钩,可以看做是“众包”的一种极端形式。

东西网和译言网就是通过社区译者的工作将互联网上的优质外文内容翻译成中文,以飨中国读者的小众社区和内容网站。小众的好处是,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规模的社区平台上进行一些深入的探索和尝试。

译言网创办于2006年7月,最初是一个翻译类博客网站,后来改写为一个开放的Web2.0平台,有兴趣的用户都可以在上面翻译和发表国外网站上的内容。译言网是最早将“长尾理论”较为完整地介绍给中文读者的网站。2008年5月,汶川地震发生后,译言网通过近600名译者的协作,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翻译出了《地震救灾手册》等10余万字的资料。早期的译言网更多的带有公益色彩,体现了社区译者们分享的意愿和乐趣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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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译言网与英国《卫报》合作,开办了《卫报》中文版子站。经由这个项目,译言网开始对社区译者的工作给予物质回馈。但直到今天,译言社区的绝大部分译者的工作动机都是出于兴趣、分享等非物质回报,而不是物质回报。

从商业契约到社会契约

与《卫报》的合作也促使译言网更深入地思考和探索满足商业需求的组织结构。经过半年的探索,一个由社区译者组成的底层平行网络叠加由编辑团队组成的上层引导和控制的层级架构逐渐浮现出来。2009年12月,我们创办的东西网延续了对这种层级架构的探索和实践,并且发现在互联网环境下,这种两层的层级架构出乎意料的有效和实用,不仅能够满足商业项目的质量要求,还大大加快了项目进程,并且还会浮现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创新。《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凯文·凯利写于1994年的经典著作《失控》正是用这种模式翻译出来的,协作的十几位译者为译本增添了400多个注解。借助这种模式,东西网不但为福布斯中文网站提供翻译服务,还承接了小布什自传及乔布斯唯一官方传记等重要外版图书的翻译工作。

东西网也在社区回馈上进行了一些尝试,包括为一些社区译者提供物质激励,以孵化出一些高质量的内容专栏。通过这些尝试我们发现,译者的非物质动机是与可以获取的物质回报成反比的,也与受到的自上而下的引导成反比。换句话说,网站的引导意志越强,需要给予社区的物质激励就越多,社区的自发性也越弱。这正是克莱·舍基演讲时宣称的认知剩余与商业契约间存在的冲突和矛盾。

这种冲突和矛盾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为什么在信息时代扁平的组织结构更有活力。认知剩余的发掘度与层级数目的增加成反比,层级越多,组织中处于底层的人群(往往也是数目最大的人群)受契约的约束就越大,可以认为组织中的契约关系是自上而下层层传递和叠加的,其认知剩余就越难于发掘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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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内部的契约关系需要弱化的同时,另一种契约则需得到加强—这就是每个贡献者的内在社会契约意识,也就是克莱·舍基所谈到的人类自古以来的创造、奉献和分享的意愿。这种契约意识是个体内在的控制环路,从控制系统的角度类来说,它比任何外部控制环路都要灵敏和迅捷,因此这种契约意识的强化,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出个体的认知剩余,从而产生最完美的结果。

也因此,克莱·舍基在演讲结束部分提到,认知剩余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新的组织模式,尽管他在这点上有些语焉不详。但回顾学者们从“第三次浪潮”到“认知剩余”到“众包”所构建起来的理论链条,以及我们对“众包”模式的实践和尝试,其内在的逻辑连接已经呼之欲出,一幅未来的图景也在我们眼前逐渐清晰起来:

在互联网时代,企业与社区的边缘被打破,扁平化及网络化的组织结构使经营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商业(也许还有法律)契约关系被弱化,企业在利用社区的认知剩余创造价值和获得利润并与社区合理分享利润的同时,也通过某些非物质的方式回馈社区,为个体的社会契约意识的培养和加强提供正反馈。在这样的双重作用下,人类的认知剩余得到极大解放,创造出更加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这,该是一个多么和谐的社会呀。

作者:余杰

《赵嘉敏:新社会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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