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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同桌 三

发表日期:2011-06-04 摄影器材: 点击数: 投票数:

(三)

顾村 205.jpg


 

        我要写的第三位同桌,是大学时代的同学。

        1977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就今年高等学校招生问题,教育部负责人答记者问》的报道,正式宣布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恢复。在这个答记者问中,关于恢复高考制度,以及招收标准,中央作出了具体规定:

       问:今年(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有哪些重要改革?

  答:今年(1977年)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高等学校招生,在招生的对象、条件和办法等方面都有不少改革。

 ……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在二十岁左右,不超过二十五周岁,未婚,只要符合条件,都可报考。……以及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两届高中毕业生,报考时年龄还可放宽到三十岁,婚否不限。……

  其次,对文化水平的要求提高了。过去规定招生对象只需具有相当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而现在要求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

  第三,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重视了文化考试……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搞好文化考试。……为择优录取扫清障碍,真正把成绩优秀的青年选拔上来。

        ……

        另外,对文化考试的具体做法也做了明确规定:

        ……现在,凡符合招生条件的青年都可向本单位报名。报名青年由公社、厂矿、机关、学校等单位按招生条件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报县(区)招生委员会批准后,参加统一考试。

  统一考试,是指由省市自治区拟题,在县(区)组织考试。考试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学生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地市初选,是指地(市)招生委员会根据政治审查、考试和体格检查的情况提出初选名单(全省的初选总数为录取总数的二倍或稍多于二倍),报省市自治区招生委员会。

……

 

            在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制度后,当年12月,全国共有570万青年考生,走进中断了10年之久的高考考场。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7月,又有大约400多万青年考生,参加了高考。从1977年12月到1978年7月间,全国大约有1000万适龄青年,参加了两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高考。

          77年的高考录取比例大约为2.4。78年稍高些,为6.8%左右。两届平均录取比例大约为4.6%左右。通过这两次高考,77年有大约12万考生被全国各类大学录取。78年略多些,有28万考生最后跨进大学校门。

 

         我就是恢复高考后的1977年届考生。

        我参加的高考考场设在泸州市的第四中学,属于泸州片区的考生。我所在的泸州长江起重机厂,共有99名往届青年与应届高中生参加了这次的高考。根据规定,是由四川省统一出的考题。

         我被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扩招班录取。扩招学生分别在不同的代办院校就读。

         我所就读的是宜宾教师进修学院,校址在泸州市瓦窑坝。

         以后,这所院校更名为泸州教育学院,现在已更名为泸州职业技术学院。是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的、国家教育部备案的、一所综合性的、实施全日制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由原泸州教育学院、四川省水利机电学校、泸州师范学校合并而成。

 


        在我的同班同学中,年龄最小的张某,只有18岁;年龄最大的黄某,却已经38岁。他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最大的孩子18岁。最有趣的是,他那个18岁的儿子,竟是和他同一届的考生,而且被西南师范学院本部录取了,他们父子成为不同校的同学!我们班上共有42位同学,只有7名是女生。当然,他们也都是妈妈级了。

        我那年28岁,新婚不久,只是入校时尚未做父亲,是全班年龄排名倒数第二,大多数同学都比我大2——3岁。


        在所有同学中,关系要好,至今印象深刻的,有以下几位:李国政、陈千百、谢桂英、陈建农和王大平。

        关于陈建农,我曾经为他专门写过帖子。他已经在汶川大地震中罹难了。

       李国政、陈千百和我同是泸州片的考生,关系自然会亲近些。

       谢桂英是宜宾人,比我大两岁,是班上7个女生中,和我走得最近的一个。

       李国政、陈建农、谢桂英和我都是班委。陈建农是副班长、谢桂英是文艺委员、李国政是宣传委员,我是学习委员,也是校学生会宣传委员。我们这几个同学来往较多,大约总有些情趣相通的原因吧?

 

         王大平是来自四川叙永山区农村的一个考生,他比我大了足足的5岁。大学时期,我们不仅是同桌,而且是同一个寝室,还是同床,上下铺。我们之间也就因为这些客观的“亲密无间”,在感情上也“情投意合”起来。

        大平像个大哥哥,总在生活方面关心我、照顾我。而我,则在学习上占了年轻学得快,记忆力好的优势,理所当然成了他学业上的主要辅导者。

         还有,在班上屈指可数来自大工厂,带薪读书的学生中有我,还有一个,就是李国政。

       其实当初的工资低得可怜,我已经做了5年的炉前工,工资也只有32元。可尽管如此,比起班上其他要靠奖学金过日子的同学而言,我和李国政已经属于富翁级人物。于是,隔三差五到学校门口的小饭店打个牙祭,肯定是由我们两个轮流“买单”的。

         我常在厂里发过工资后某个星期天,或者诸如十一、五一假日里,花上两三元钱,买些糖果分送给全班同学。然后拉上几个好友去泸州市,吃上一顿所谓大餐。每每到这种时候,陈建农、李国政、陈千百、谢桂英,还有王大平都必在其中。还有,就是感觉学生伙食太差,实在吃不进去的时候,我会拉上王大平,偷偷溜出校门去吃点什么。

        大平感觉心中内疚,每次放假回乡返校时,必会带来许多山里的干果土产表示感谢。我却天生对此类东西没有兴趣,便拿来做人情送给学姐们。

        在王大平为此会抱怨的时候,我便很不以为然的说:你就当做都被我吃掉了,这样你会很开心。

        ……

 

       

       大平读书一直刻苦用功。

       每天清晨开始,就在宿舍门外“关关雎鸠”地背诵那些诗经、楚辞之类的古诗文。到深夜还在教室里伏案读书,复习功课。全然不像我,我从来不喜欢读死书,读书喜欢按照自己的方式,读自己喜欢的内容与科目。我的读书方式完全与大平不同,而且绝对不被他认可。然而,“很不幸”,每一次的测验、考试,我的成绩总是保持班级前几名,而王大平却只居于中下游。

          为此,大平忿忿不平,开始以为一定是老师有些偏心。要知道我毕竟是班级干部,得到老师的偏爱,也是完全可能。时间久了,他才知道并非如此。在我漫不经心的读书过程里,未必没有获得真知。于是,大平转而讨教我的读书方式。

           对大平的诚恳求助,我一向不予拒绝,将自己的读书技巧,毫无保留地倾囊相赠。到毕业之前,大平的成绩竟有了明显改善。

 


     学中文最大的奢侈就是买书,凡是学中文者,家中必有满架中外名著。我在整个大学期间,购进的各类书籍足足装满四个大书橱!

         那是个知识与书籍都很匮乏的时代,百废待举。那个不亚于“焚书坑儒”的荒谬行为,正在叫我们这个民族承担恶劣的后果。各种宝贵的书籍不得不开始再版、重印。实话说,我们需要的那些教科书,你就是花钱,在中小城市也没有地方买得到!结果,每次我回北京时,看见特别好的书,总要多买几套回来。是给陈建农、李国政、谢桂英等同学代购的,但其中必有一套,是送给王大平的。大平家里负担很重,他几乎没有能力购买各类书籍。

 

        在大学诸多同窗好友中,王大平占有“特殊的地位”。他不仅是我的同窗,还是同桌和“同床”好友。他是唯一与我“三同”的同学。可惜,那时没有条件,我们连一张合影都没有拍过。

        尽管如此,大平那朴实、憨厚的形象,却永远在我心中清晰地保留着。

作者:江南铁鹰

《不同的同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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