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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风雨——消息

发表日期:2011-05-18 摄影器材: 点击数: 投票数:

严鹏当时在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32团的一个连队。具体位置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远郊附近的平吉堡。最初的名称是宁夏十三师,大约是1968年以后才归属了兰州军区改称农五师。

那个时候,建设兵团人员组成是非常复杂的。大致有三种人:一种是改制前农场的员工。这些人员也不单一,很多农场的前身是劳改农场,在他们中间既有原来的干部和老农工,也有一些释放留场人员。组成兵团成员的另外两种人,一种是复员转业军人;再一种就是像严鹏这样的知识青年了。

即便是严鹏这些知识青年本身,来历与身份也是不同的。从原来所在的城市区分:大多数知青来自北京和天津,也有部分来自银川市。按照另外几种区分方式,又可分为应届生和往届生,初中生与高中生,知识青年与社会青年。建设兵团人员来源复杂,家庭成分自然也一样复杂。在当初那个年代,一个人的成分和家庭出身,至少可以决定你一半的政治倾向性和相对应的政治地位。这些相关话题放在后面再提。

 

最早严鹏被分配在十三师一团的6连,不久后,严鹏所在的那个班和另外一个女生班,分别有数人被抽调到了二营营部,组建了二营的园艺排。

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所谓二营园艺排,就仿佛是个世外桃源。不仅生活条件相对舒适,而且劳动强度也比较小。加上人数少,人员单纯,他们几乎是很安闲的每天重复着劳动、学习、休息……这样一层不变的模式。

二营的具体位置是在银川市的西南方向,从银川市的新城算大约有12、3公里,由那里步行到新城一般速度需要2——3个小时。出新城向西,靠近新城与新市区结合部,有一条向南的公路——银巴公路。那是银川至阿拉善盟巴彦格勒旗的唯一通道,沿着银巴公路穿越贺兰山,就可以进入内蒙古的锡林格勒大草原。

原十三师一团的所有连队,基本上都是布防在银巴公路的东西两侧,基本都是戈壁滩,因为那里靠近由腾格里沙漠和乌兰布和沙漠,是沙漠、山地、沙地和黄灌区的混合地形。那个年代沙化非常严重,一团甚至整个十三师,包括新建的师部,就是建在沙漠、或者戈壁滩上。二营营部地理位置还是比较好的,属于老灌区。尽管盐碱化较为严重,土质总算还是可以种植的。那地方的西瓜就特别好,薄皮、沙瓤、甘甜。离着不远,向东不超过5里的6连,也就是严鹏们初到兵团所在的那个连队,就是直接把营房建在沙漠里。宿舍门外就是黄沙,一个个沙丘比房子还要高。

二营营部离开银巴公路很近,一条一团内部的支路,就由银巴公路通往六连。沿着这条支路向东走不足100米,就是营部的主道了。那也是以后林业连的营区轴心,无论是原来营部的营房,还是以后新建的宿舍,都是围绕这根轴心展开的。

沿着银巴公路再向南大约8-10公里,便是一团团部所在的平吉堡。

二营营部那个地点,以后虽然发生了很多变化,严鹏所住的屋子,还有和严鹏同住一个屋子的人,却整整八年都没有变。严鹏住的是靠西侧,那排青砖平房第二排西头的第二间。(假如记忆没有错误的话)

屋子不大,门窗都是朝南开的。门靠西,窗户靠东。严鹏的铺位就在窗户的下面。一共住了4个人,4个一同来自6连的战友,也都是来自北京朝阳区的知青。其他三人分别是蔡波平、张岳炎和吕彭。在他们中间,年龄最大的是蔡波平,他应该是64届的高中生。张岳炎和吕彭都是64,或者是63届的初中生。他们同是一个函授学校的同学。只有严鹏最小,是65届的初中生。在他们面前,从一开始就是个小弟弟。

他们的关系相处得很和谐,整整八年里,就像4个亲兄弟一样的朝夕相处、共同生活与劳动着。然而,最让他怀念的还是最初二营营部的那些美好的日子。他们是那样的单纯,又是那样的亲切……直到40多年后的今天,最让严鹏牵挂的战友中,一定还有吕彭、蔡波平和张岳炎!如今严鹏终于和彭哥恢复了联系,而且可以在红珊瑚网站,偶然看到彭哥露个脸。就是这样严鹏也已经很欣慰了,毕竟他们有近40年失去了任何联系,现今能够这样时常得到相互的消息,不一件是很叫人感觉温馨的事吗?

 

不久以后营建制撤销了,在原二营的位置上组建了一个林业连。关于林业连基本成员的来历,严鹏已经记不清了。好在已经和战友们取得了联系,文藻兄也写有一部关于知青生活的大作,应该可以用来佐证了。

严鹏的印象中“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严鹏们林业连大致有各类人员130多人。在全团属于人数较少的小型连队,其他农业连一般都有150人以上,大的连队有180多人。

各个连队都在营房里挂着两个大喇叭,每天都会定时播放新闻和一些歌曲,或者播放团部的通知,还要播放起床号和熄灯号。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就是那个所谓“五、一六”通知,大家就是在广播里收听到的。这是大家最早得知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信息。

记得当初他们收听到这个通知时都很茫然。他们毕竟生活在一个信息闭塞的边塞地区,对远在千里以外的北京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情况?可以说完全弄不明白。那个时代不同于现在,各种信息的来源都非常迟缓。连队的广播,就算是当时最快捷的方式了,剩下的方式只有通过家人的书信。当然,遇到紧急情况也可以通过电报方式取得联系。在整个连队里,除去那个大喇叭的有线广播,就连一架正规的无线电收音机都没有。

 

有几件当年的趣事。

蔡波平,非常喜欢鼓捣无线电,叫家里寄来许多无线电零件,成功地装配了一台无线电收音机。居然还改装成功了一台“窃听器”,还有一台扩放设备。当然,他们也不敢随便打开收听。那个时代对诸如此类的收听设备管制得非常严格,一旦遭人举报,是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他们也只是在熄灯以后,偷偷地躺在被窝里,收听几首台湾邓丽君的歌曲而已。

建设兵团所有的连队,采用的都是军事化管理方式,明确规定:三年之内男女知青之间不得谈情说爱。不要以为这样的禁令只是说说而已。那是严厉的条例制度,一旦触犯这些条例,轻者,将受到连队严厉批评,重者,就是处分了。男女宿舍是不可以随便串门的,尤其是晚上熄灯之后,是严禁呆在对方宿舍的。那时候,一对男女站在哪个角落多说了几句话,都可能被人打小报告。

所谓“窃听器”,是专门用来偷听隔壁女生宿舍晚上对话的。当时,他们的生活很乏味,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一天劳动下来,晚上躺在床上,放平疲惫不堪的身躯,听听隔壁女孩子的说笑声,已经是一种很奢侈的享受。

于是,青春萌动,情窦初开的年轻人,才会想出这些奇奇怪怪的点子。晚上偷听了女生宿舍的谈话,再到白天在地里劳动的时候说出来。搞得那些女孩子们,感到莫名其妙,于是便相互猜疑起来。男生们却在一旁乐得开怀大笑。这也许要算当初最开放的一种男女交往的方式了吧?

 

以后,关于“文革”的信息,陆陆续续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走进了他们的生活。这些迟到的、零星的、残缺的信息,也开始迫使这些青年按照自己的认识水平,思维理念、政治观点,去看待和参与这场所谓“史无前例”的“大革命”。

作者:江南铁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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