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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改革开放30年之二

发表日期:2008-12-04 摄影器材: 点击数: 投票数:

    就在1976年的4月,我和妻子向厂部提出了结婚申请。我们都是大龄青年,已经很符合晚婚的要求,厂部很顺利的批准了我们结婚的要求。因为我和妻子的家人都散布在各地,便做出了旅游结婚的决定。我们的设想是从泸州坐船到重庆,在由重庆沿江而下直至武汉上岸。然后从陆路继续东行,分别在镇江、常州、无锡、苏州逗留。接着前往上海、杭州,然后北上津京。离开北京后向西前往银川、西安。最后从西安重新入川,过成都至泸州。

    计划要滞留、游玩的城市,是经过我非常精心的研究。基本上每一个地方都有我们两个人的亲眷、或者同学、朋友。目的很单一,我们没有什么储蓄。每个月的工资只有32元,无论物价怎样的便宜,也无论我们会任何的节省,都是不会有什么剩余的积蓄。又要完成一个如此庞大的旅游计划,不动动脑筋又怎么办?在我这个精心策划的旅游结婚方略里,一共要游览14个城市:重庆、武汉、镇江、扬州、常州、无锡、苏州、上海、杭州、天津、北京、银川、西安、成都。

    北京是我的家,家里的人都在等我们归来。当我游到这个在计划里第十个城市的时候已经是7月。我们已经在外面游荡了整整3个月!

    我们在外面拍摄了很多照片,也玩的很开心。祖国的山山水水让我流连忘返,对当时游览留下的景象,许多我至今历历在目。非常可惜那个时候是没有什么数码相机的,拍摄的照片也都是黑白的,而且因为年代久远,多数已经变质了。不过铭刻在我脑海里的印迹是永远不会被磨灭的。

    比如,我们乘坐的长江“江侠轮”,是毛主席当年游长江时专用的。在当时,船上的条件已经是非常好了。当然像电视机这类的东西还是闻所未闻!我深刻的记忆着“江侠号”进入三峡,穿云破雾时的壮观景色。脚下是惊涛骇浪、激流滚滚,两岸悬崖陡壁扑面而来。山上苍松翠柏奇石入云,天空中迷雾重重的背后,却“呼”的从远远突然开阔的江面上,跃起了一个火红的球。那就是又一个朝阳初生的时刻,东方升起的金色太阳破雾而出,四下里洒满了金光。我站在船头眺望着眼前的这幅壮丽的景色心里在想,这幅图画是不是一种生命里程的徵兆?它是不是应该有着一种很深远的象征意义?大自然一定在告诉我,光明的未来就在航程的前方!

    坦白的说,我们一路虽然玩的很开心,可是除去祖国的湖光山色依旧那样美丽,那些城市却是千疮百孔,那里的人们生活的苦不堪言。记得我们兴致勃勃的游到杭州,居然在饭店里找不到吃的东西,可怜巴巴的排着队,等待的只是一碗真正意义上的阳春面!因为当我端到它的时候才发现,上面连一星葱花都没有!在上海的时候,姑妈为了给我们准备一顿稍稍丰盛一点的家宴,竟动员了我的两个表弟、两个表妹,去菜市场从天黑排队直到天亮!

     回到北京已经是7月初,父亲等到我们归来后不久便回苏州去了,那时候他在苏州市政府工作。就在父亲回南方,母亲出差去贵州的时候。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一件大事,那就是“7、28唐山大地震”!关于我这场经历,过去写过,就不再这篇文字里赘述了。我们是在9月初离开一片断壁残垣,到处是地震棚的北京,回到我曾经生活过八年的宁夏银川市。妻子的家在那里。

    刚刚在这个家里渡过了重逢的喜悦,又是一件惊天大事发生了。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去世了。

    那天,我独自上街。突然街头的高音喇叭开始放哀乐,而且是接连不断的放。那个年代高音喇叭是很流行的,几乎所有的城市街头、工矿、企事业单位都有安装高音喇叭。

    起初,我没有明白是什么人去世了。当然知道至少会是一位国家领导人,因为就在此前周恩来、朱德先后去世。当我突然发现大街上的行人都一件在驻足聆听,紧接着纷纷放声大哭,脱帽肃立的时候。我惊呆了,忙站到了高音喇叭下面仔细聆听。到我听到“我们的各族人民的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领袖……”的时候,两行热泪潸然而下,掩面肃立在瑟瑟西风中。在一片哀乐声中,四下里都是哭泣声与默然肃立的人们……

    现在会有许多人不理解我们这些人当时的做法和情感,甚至更有人会攻击和嘲讽我们的所谓愚忠、被洗了脑。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也经历了那个年代?如果没有,那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是和我一样经历过,恐怕就是要另当别论了。我想人还是要客观、公正。辩证的看待和对待历史。

    不到一个月后,10月6日晚8点,在华国锋、叶剑英主持下,汪东兴具体指挥,中央警卫部队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予以逮捕,宣布对其隔离审查。吴德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逮捕了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华责成中联部部长耿飙率北京卫戍区部队,控制了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红旗杂志社等新闻单位。整个过程迅速果断,干净漂亮。
  当晚10点多钟,华国锋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议,决定华国锋为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短短几个小时,华国锋就掌控了高层的政治局面。

    华国锋此举,突破了毛的告诫,是对毛的“不是”。正是这个突破,成功化解了毛泽东逝世后中国面临的政治危机,平稳地填补了毛逝世后最高权力核心的真空,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巨大社会震荡。
  事后看来,粉碎“四人帮”具有广泛的党内基础和社会基础。“九一三”事件以后,被打倒或受冲击的党内元老们已经有较多的反思,许多老干部也对“文革”产生了怀疑和不满,许多普通党员、干部和广大国民对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心生厌倦。1975年的邓小平整顿一度给人们带来希望,但不久以后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得人们希望破灭,对“四人帮”更加痛恨。
  这些怀疑、不满、厌倦、痛恨的情绪,终于酿成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这场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抗议“四人帮”的运动,是“文革”结束前党内外不满情绪的总爆发。虽然它遭到强行镇压,但是表明“文革”的极“左”道路已经走到尽头,也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民意基础。
  粉碎“四人帮”,国内局势柳暗花明,国民再次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从大悲转向大喜,因而得到党内外的广泛拥护和赞誉。一个最好的例证是,隔离审查“四人帮”的文件还在内部传达之时,消息早已不胫而走,第一个自发举行民众集会和游行的城市,竟是“四人帮”控制经营多年、甚至掌握了一定武装力量的上海。
  各地民众欢庆“胜利的十月”,欢呼“第二次解放”。空前盛况连华国锋和高层也有些始料不及,华当时感慨道:有些我们预料到的,有些比我们预料到的还要好;还说,上海的情况比我们预料的好得多。它说明,一个真正反映和顺应民意的决策和行动,将会产生多么巨大的社会能量。
  粉碎“四人帮”,终结了绵延十年、祸及亿众的“文化大革命”。那场政治专制、经济崩溃、文化凋敝、社会动荡、国民精神压抑和心理恐惧的浩劫,因此成为历史。无论当时的人们如何认识,“文革”终结的最大意义,就是昭示极“左”意识形态和集权政治制度的彻底失败。

(未完待续)

作者:江南铁鹰

《我与改革开放30年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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