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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说了一句:“今天是她的生日。”

发表日期:2012-02-13 摄影器材: 尼康 D80 点击数: 投票数:

 1956年6月10日,一位60岁的老先生向他的朋友发出了聚会的邀请。收到请柬的人很纳闷:今天既不是他的生日,又不是重要的节日,他为什么要请客呢?待所有人都来到聚会地点北京饭店时,老先生只轻声说了一句:“今天是她的生日。”听了这话,在座的人无不感叹唏嘘。
  
  这位老先生就是被称为“中国哲学界第一人”的金岳霖,他所缅怀的人,就是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妻子、现代才女林徽因。因为这一天是林徽因的52岁生日,离她去世正好一年两个月零九天。
  
  用“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来形容金岳霖对林徽因的痴恋,一点都不为过。因为迷恋林徽因,金岳霖终身未娶,且与情敌梁思成比邻而居,在现代文坛演绎出一段爱情佳话。

他送给林徽因的挽联是:“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金岳霖(1895—1984),字龙荪,祖籍浙江诸暨,生于湖南长沙。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曾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1925年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逻辑》、《论道》、《知识论》。建筑学家、民国时期著名的美女加才女林徽因的情感世界中有三个重要的男人,他们是梁思成、徐志摩,还有金岳霖。

  梁思成是林徽因的丈夫,在27年的婚姻生活中,二人在事业上相互扶持,共同走了中国的15个省,20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 000处古建筑结构,很多古建筑就是通过他们才得到了全国乃至世界的认识,并且获得保护,像河北赵州石桥、山西的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

  徐志摩与林徽因相识于英国伦敦,当时林只有16岁,正随父亲林长民游历欧洲,而徐已经是一位两岁孩子的父亲。徐为林的聪颖美丽和绝世才情所吸引,为了追求林徽因,徐志摩在妻子张幼仪刚刚生下第二个孩子后,便急切地与其离婚,但林徽因与父亲提前回国,不辞而别,并且最终选择了父亲为她作出的安排:嫁给著名学者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林从此成为徐心目中永恒女性的化身,于是便有了徐志摩的那首《偶然》:“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即使在与民国另一位美女兼才女陆小曼再婚后,徐志摩依然不能忘情于林徽因。1931年11月19日,为了赶回北京,听林徽因当晚于协和小礼堂为驻华使节所做的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的讲座,徐志摩匆匆搭乘一架邮政飞机,因为天有大雾,飞机误撞开山,坠毁于济南党家庄,机上三人全部身亡。

  尽管如此,梁思成认为,最爱林徽因的人,其实是金岳霖。

  金岳霖,字龙荪,1895年7月14日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晚清洋务派的官僚家庭。金岳霖的父亲金珍原是浙江诸暨县学的秀才,太平天国时期为躲避战祸,投奔在湖南永定县做知县的堂叔祖金兆基,入幕做师爷,之后随着张之洞创办洋务实业,一路青云直上,先后担任湖南省铁路总办和黑龙江省漠河金矿总办。金岳霖的母亲唐淑贤是湖南衡阳人,大家闺秀,贤惠能干,持家有方,非常善良。金岳霖上面有六个哥哥,另有两个姊妹,他是家里的第七个男孩。

  金岳霖自幼就聪明异常,据说有一次居然在梦中背四书。十多岁时,金岳霖就显示出自己在逻辑方面的天赋,他发现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因为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的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

  1911年,金岳霖在16岁时考入清华。同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金岳霖很快剪去了头上的辫子,还仿崔颢的《黄鹤楼》写了首打油诗: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

  1914年,金岳霖赴美留学,遵照家人的意见,初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商科,但不久金岳霖对此即感不满,写信给他五哥说:“簿计者,小技耳。吾长七尺之躯,何必学此雕虫之策!昔项羽之不学剑,盖剑乃一人敌,不足学也。”于是金岳霖改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与胡适、张奚若、宋子文、孙科、蒋梦麟等人同窗。仅仅两年,金岳霖就获得了博士学位,时年25岁。

  在美国教了一段时间书后,金岳霖带着自己的美国女友泰丽莲(Lilian Taylor)到欧洲,游遍英、德、法、意等国。在英国的时候,金岳霖一度在伦敦大学听讲,并读了休谟等人的著作,兴趣由此转移到哲学上面。一次在巴黎圣米歇大街上,泰丽莲和张奚若边走边争论起来,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双方都提到“逻辑”,但好像并不真正明白逻辑,金岳霖后来也加入了争辩,不过他也不明白逻辑是怎么一回事。

  1925年,金岳霖回国,到清华代替赵元任讲授逻辑学。后来金岳霖有机会回到哈佛大学师从谢非学习一年逻辑,当说起自己教逻辑,而没有学过逻辑时,曾惹得老师大笑。

  当时金岳霖任清华哲学系系主任,这个系最初只有他一个老师,也只有一个学生,就是沈有鼎。但在短短几年间,金岳霖就在学术界确立了难以撼动的地位。时人说,中国只有三四个分析哲学家,金岳霖是第一个。张申府则说:“如果中国有一个哲学界,那么金岳霖当是哲学界之第一人。”

  随同金岳霖一同回国的还有他的女友泰丽莲,“她倡导不结婚,但对中国的家庭生活很感兴趣,愿意从家庭内部体验家庭生活”。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回忆,有一天忽然接到金岳霖的电话,说有急事,问杨步伟能不能立刻赶进城来。杨问有什么事,金岳霖说非请你来一趟不可,越快越好,事办好了请你们吃烤鸭。杨猜想是老金的女友泰丽莲怀孕了想打胎,便回说犯法的事情自己可不做。金岳霖说大约不犯法的吧。待杨步伟和赵元任两个人赶到金岳霖家,是泰丽莲小姐来开的门,杨步伟便使劲儿地盯着她看,金岳霖迎出来说:“赵太太你真来了,我可放心了。”杨步伟问有什么要紧事。金岳霖一本正经地告诉杨,他有一只母鸡,有个蛋三天生不下来,现在难受得满园子乱跑,请杨动手术给取下来。赵元任夫妇听了真是又好气又好笑。等把鸡捉来一看,竟然有十八磅重,金岳霖说自己天天给它喂鱼肝油。杨大笑说鸡也和人一样,有孕时吃得太多太油,胎儿太大就难产,说着把鸡蛋掏出来一看,果然已经像一个葫芦似的了。母鸡的主人赞叹杨步伟妙手回春,坚持要送她一块匾,杨要他不要胡闹,几个人于是大吃了一顿烤鸭。

  和泰丽莲分手后,曾有一度,金岳霖搬进了清华园,和陈岱孙都住在清华学务处。一次,梅贻琦校长外出,委托陈岱孙代理校事。一日,金岳霖准备上厕所,发现没有手纸,他并不急着去找,反而坐下来给陈岱孙写了张纸条递过去:“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我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意思就是,你既为全校大小事情服务,当然也得为我金某人的这种事服务一下。

  徐志摩曾这样描述金岳霖:“金先生的嗜好是捡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讨厌的,非给它劈开了不得舒服……”金岳霖自己也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在逻辑和哲学天地里,金岳霖是逻辑思维异常清晰、哲理分析能力特别强的人;而一旦离开这块天地,他则有如孩子般天真单纯。金岳霖的生前好友唐笙说:“他这个人还是很有浪漫思想的,虽然不太说。在我小时候他就说,我不愿跟那些太太们说这说那的,我还不如跟你们孩子玩。他很有童心。”

  金岳霖酷爱养鸡。在云南时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岳霖在一个桌子上吃饭。金岳霖还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小朋友,他再去买。他的屋角还摆着许多蛐蛐缸。

  这位有童心的教授最让人忍俊不禁的是他居然会忘记自己的名字。据金岳霖自己回忆说:“有一次,我打电话给陶孟和,他的服务员问‘您哪儿’。我忘了,答不出来,我说不管它,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我不好意思说我忘了。可是那位服务员说‘不行’。我请求两三次,还是不行。我只好请教于王喜,他是给我拉东洋车的。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你没有听见人说过?’他说:‘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一个‘金’字就提醒我了。”

  后来听人说潘梓年在重庆时,要给人签名,一下子恍惚起来,记不起自己的姓名。旁边有人告诉他姓潘,可光一个姓还不足以提醒他,潘梓年又大声问:“阿里个潘呀?”是说潘什么呀?金岳霖先生闻听此事,不禁释然,原来还有比自己糊涂得更厉害的人。

  在西南联大时期,金岳霖同样是趣事多多。汪曾祺回忆说:“西南联大有许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沈先生(沈从文)当面和背后都称他为‘老金’。大概时常来往的熟朋友都这样称呼他。”

  “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的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

   这种标志式的造型让人觉得有点怪,对此金岳霖自己对学生打趣说:“我年轻的时候眼睛不好,不好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我这个眼睛左眼近视800度,右眼远视700度,结果来一个汽车,我看到七八个,然后我就不知道该躲哪一个了,可能七八个哪一个都不是真的。”金岳霖的眼睛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治了一下,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眼镜也换了,他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却一直没有改变。

  金岳霖身材高大,腰板笔挺,西装革履,皮鞋擦得油光可鉴,上面绝对不会有灰尘。夏天穿短裤还一定要穿长筒袜,因为在当时看来,绅士穿短裤一定要穿长袜。

  金岳霖教的逻辑是西南联大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他讲课常常不带书本,也不带讲稿,走进课堂只带一支粉笔,而且经常一堂课下来一个字也不写。上课在大教室,学生们坐得满满的。金岳霖上课有时要提问,那么多的学生,他不可能都叫得上名字来,而西南联大又是没有点名册的,所以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就都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那时西南联大女生都流行在阴丹士林蓝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穿蓝毛衣、黄毛衣的极少。对于先生的提问回答得流利清楚,是件出风头的事。学生回答问题时,金岳霖总是很注意地听着,完了说:“Yes!请坐!”学生也可以提出问题,请金岳霖解答。学生提的问题深浅不一,金岳霖有问必答,很有耐心。有一个华侨学生叫林国达,操广东普通话,最爱提问题,问题大都奇奇怪怪。他大概觉得逻辑这门学问挺玄的,所以应该提点怪问题。有一次他又站起来提了一个怪问题,金岳霖想了一想,说:“林国达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Mr 林国达is perpend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什么意思?’”林国达傻了。林国达当然无法垂直于黑板,但这句话在逻辑上没有错误。后来林国达游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课时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这一堂课,金岳霖一直没有笑容。

  有一个同学,大概是萧珊,曾问过金先生:“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逻辑课的前半部分讲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周延、不周延、归纳、演绎……还比较有意思,后半部分全是符号,简直像高等数学。她的意思是:这种学问多么枯燥!金先生回答说:“我觉得它很好玩。”

  金岳霖还开了一门选修课“符号逻辑”。这门学问简直是天书,选修的人很少,教室里只有几个人,学生里最突出的一个叫王浩。金岳霖讲着讲着,有时会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这堂课就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

  金岳霖一直强调学生要有自己的见解,而且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在一个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一本哥德尔的著作,金岳霖立即发生兴趣,说要买来看看。金岳霖的大弟子沈有鼎马上站起来说:“老实说,这本书你看不懂的。”金岳霖闻言,并不以为忤,只哦哦两声,说:“那就算了。”

  金岳霖是研究哲学的,但他看了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他都看,还很喜欢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在西南联大时,沈从文有时拉一两个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喜欢写东西的同学讲点什么。金岳霖有一次被拉了去,他讲的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从文给出的。大家以为金岳霖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岳霖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岳霖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金岳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说着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着,甚为得意。

  金岳霖的代表著作是《逻辑》、《论道》和《知识论》。后两部书都完成于抗日战争时期,关于《知识论》,金岳霖曾经说过:“这本《知识论》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抗战期间,我在昆明时已经把它写完了。有一次空袭警报,我把稿子包好,跑到昆明北边的蛇山躲着,自己就席地坐在稿子上。警报解除后,我站起来就走。等到我记起时,返回去稿子已经没有了。这是几十万字的书,重写并不容易。可是,得重写。《知识论》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

  在昆明教书时,每有假期,金岳霖都要前往四川李庄,因为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所在的中国营造学社为了就近利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资料,也同历史语言研究所一起从昆明迁到了那里。

  说起金岳霖与林徽因的初识,还要将时间推回到1931年的北平。当时金岳霖在好友徐志摩的引荐下,敲开了总布胡同24号院的那扇门,见到了民国“四大美女”之一,张幼仪所谓“思想更复杂、长相更漂亮、双脚完全自由的女士”,徐志摩为之如痴如醉的人物——林徽因。

  林徽因林徽因原名林徽音,后改为林徽因,她秀外慧中、多才多艺,曾旅英留美,深得东西方艺术之真谛,兼具中西之美,既秉持大家闺秀的风度,又具有不同于中国传统女性的独立精神和现代气质,在徐志摩的引领下,她还写得一手音韵极美的新诗。在北京的文化圈里,她一直以才貌双全而闻名,以她为中心,聚集起了一大批当时中国第一流的文化学者,其中有胡适、徐志摩、沈从文、朱光潜、叶公超,还有社会学家陶孟和、考古学家李济、政治学家张奚若、经济学家陈岱孙、物理学家周培源等,大家时常在一起谈文论艺。因为冰心曾经写过一篇意带讥讽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所以很多人也将这个家庭文化沙龙称做“太太的客厅”。

  结识林徽因之后,金岳霖很快搬到了梁思成家的后罩房,亦即北总布胡同12号,开始了他二十余年“逐林而居”的生活。林徽因的好友、著名美籍华人学者费正清的妻子、当时同样住在总布胡同的费慰梅记述道:“徐志摩的朋友、大家都叫他‘老金’的哲学家金岳霖,实际上是梁家一个后加入的成员,就住在隔壁一座小房子里。梁氏夫妇的起居室有一扇小门,经由‘老金’的小院子通向他的房子。通过这扇门,他常常被找来参加梁氏夫妇的聚会。到星期六的下午老金在家里和老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流向就倒过来了。在这种时候,梁氏夫妇就穿过他的小院子,进入他的内室,和客人混在一起,这些人也都是他们的密友。”


 

对此,金岳霖在晚年回忆说:“他们(梁思成夫妇)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并说自己“一离开梁家,就像丢了魂似的”。

  萧乾在《一代才女林徽因》里记述道:“她(林徽因)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徽因的健谈,绝不是结了婚的妇人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徽因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这种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仇。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

  当年萧乾还只是燕京大学一名在读的学生,因为其在《大公报》上发表的处女作《蚕》而受到林徽因的赏识,林通过沈从文向萧乾发出了邀请。作为一个受到奖掖的后进,萧乾看待林徽因的视角难免有些仰视,而与林徽因过从甚密、年龄相差不多的李健吾则从更深一个层面为我们揭示出林徽因的性格:“林徽因的聪明和高傲隔绝了她和一般人的距离……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我记起她(林徽因)亲口讲起一个得意的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种种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即叫人送给冰心吃用。”梁思成的外甥女吴荔明在其所著的《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中,也毫不避讳地说,林徽因和亲戚里众多女性相处不谐。李健吾没有把林徽因描绘成一个十全十美的佳人,而是为我们还原出一个更加真实、更富有个性的女子,“她(林)缺乏妇女的幽娴的品德。她对于任何问题(都)感兴趣,特别是文学和艺术,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悟。生长富贵,命运坎坷,修养让她把热情藏在里面,热情却是她生活的支柱。喜好和人辩论———因为她热爱真理,但是孤独、寂寞、抑郁,永远用诗句表达她的哀愁”。

  李健吾还说:“当着她的谈锋,人人低头。”有一次大家聚会吃饭,平日这种场合,叶公超、梁宗岱这两个人都是谈话的中心,别人很难插上嘴,这天全都不说话了。杨振声问:“公超,你怎么尽吃菜?”叶公超放下筷子,指了指对面的林徽因,林正口若悬河地说着。另一位客人说:“公超,假如徽因不在,就只听见你说话了。”叶公超说:“不对,还有宗岱。”

   费正清在其晚年回忆录中说:“她(林徽因)是具有创造才华的作家、诗人,是一个具有丰富的审美能力和广博智力活动兴趣的妇女,而且她交际起来又洋溢着迷人的魅力。在这个家,或者她所在的任何场合,所有在场的人总是全都围绕着她转。”

  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在其晚年的回忆录《梁思成、林徽因与我》中记述道,有一次她忽然想起社会上流传的关于金岳霖为了林徽因终生不娶的故事,就去问梁思成,是不是确有其事。梁思成笑了笑说:

  “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不管是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哲学她都有很深的修养。她能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测量平面爬梁上柱,做精确的分析比较;又能和徐志摩一起,用英语探讨英国古典文学或我国新诗创作。她具有哲学家的思维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他又笑了笑诙谐地说:“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和她在一起必须和她同样地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

  “我们住在总布胡同时,老金就住在我们家的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可能是在1932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时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和丈夫,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楚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是我也感谢徽因对我的信任和坦白。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怎么办?我想了一夜,我问自己,林徽因到底和我生活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都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过几天徽因告诉我说:她把我的话告诉了老金。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当退出。’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相信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难题,也常常去请教老金。甚至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了的问题分析得清清楚楚。”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终其一生,金岳霖没有婚娶,并对林徽因的孩子视如己出。对此,萧乾说:“林徽因坦荡,金岳霖克制,梁思成宽容,三人皆诚信磊落之君,没有见过这样的‘三角’。”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天津沦陷,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和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被迫离开古都北平,南下长沙,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课仅两个月,南京失守,武汉吃紧,联合大学奉命迁往云南昆明、蒙自两地,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

  在昆明北郊龙泉镇棕皮营,梁思成、林徽因决定为自己设计和建造一所住房,这也是两位建筑师一生中唯一为自己设计建造的一座房子,他们于1940年5月迁入新居。在致友人费正清的信中,林徽因写道:“我们正在一个新建的农舍中安下家来。它位于昆明市东北八公里处一个小村边上,风景幽美而没有军事目标。邻接一条长堤,堤上长满如古画中那种高大笔直的松树。”不久,林徽因又在致费慰梅的信中说:“这个春天,老金在我们房子的一边添盖了一间耳房,这样,整个北总布胡同集体就原封不动地搬到了这里,可天知道能维持多久。”

  梁氏夫妇在昆明的旧居,图左是金岳霖居住的“偏厦”这间搭靠主屋一面墙建成的耳房,云南人叫“偏厦”,比正屋低矮一些,面积不足十平方米,最让人惊诧的不是这间屋子的矮小,而是它没有独立外开的门,也就是说,金岳霖每次出入必须穿过梁家的主客厅,金岳霖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以及他们的孩子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已俨然是这个家庭中的一员。林在给费慰梅的信中描述他们的家庭生活说:“思成笑着、驼着背(现在他的背比以前更驼了),老金正要打开我们的小食橱找点吃的……”并记述当时的生活状态道:“轰炸越来越厉害,但是不必担心,我们没有问题,我们逃脱的机会比真的被击中的机会要多。我们只是觉得麻木了,但对可能的情况也保持着警惕。日本鬼子的轰炸或歼击机的扫射都像是一阵暴雨,你只能咬紧牙关挺过去,在头顶还是在远处都一样,有一种让人呕吐的感觉。可怜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里有课,常常要在早上五点半从这个村子出发,而没来得及上课空袭又开始了,然后就得跟着一群人奔向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城门、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点半,再绕许多路走回这个村子,一整天没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

  但正如林徽因所担心的那样,即使这样的日子也没有持续多久,11月底,梁氏夫妇随中国营造学社再次迁往长江上游的一个千年古镇——四川李庄。在赴昆明途中,林徽因就曾因肺炎发高烧,烧退后肺炎却没有痊愈,再加上这次前往四川的路途颠簸,林徽因在归国初任教于东北大学时就染上的肺结核病再次复发,终至卧床不起,而梁思成年轻时车祸受伤的后遗症也不时发作梁思成22岁时,曾遭遇过一场车祸,在协和医院治疗期间,因为脊椎骨和腿部的手术都没有做好,结果使梁思成的左腿比右腿短了一厘米,走起路来微跛,脊椎骨弯曲,必须穿上特制的钢支架加以辅助支撑。,经常痛得无法坐立。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林徽因和梁思成在菜籽油灯的微光下,进行着《中国建筑史》的写作。书案上、病榻前堆积起厚厚的《二十四史》和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数据以及大量的文字记录,林徽因每天只能靠在被子上工作,她承担了全部书稿的校阅,并执笔撰写了部分篇章,却没有署名。晚上,梁思成挑灯彻夜绘图,因为脊柱严重受损,他俯身在画板上时经常要用一个小花瓶支住下颌,以减轻头部对脊柱的拉抻。费慰梅回忆说:“思成的体重只有47公斤,每天和徽因工作到夜半,写完11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他已透支过度。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并维持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一样高贵和斯文。”

  当时梁氏夫妇的生活非常困窘,由于营养不良,林徽因的身体日渐消瘦,梁思成不得不学着蒸馒头、煮饭、做菜,还从当地老乡那儿学会了腌菜和用橘皮做果酱,最后山穷水尽,梁思成只得到宜宾去当卖衣物。衣服当完了,又把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派克金笔和手表送到当铺,换回两条草鱼。即便如此,夫妇俩仍然不改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梁思成提着两条草鱼回家,幽默地对林徽因说:“把这派克笔清炖了吧,这块金表拿来红烧。”

 


 


 

 


作者:瞬间

《金岳霖说了一句:“今天是她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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