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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中国水文化与大运河》(运河文化漫笔之一)

发表日期:2013-03-21 摄影器材: 柯达 点击数: 投票数:


(原创) 《中国水文化与大运河》(运河文化漫笔之一)

水是生命起源和人类生存所必须的物质之一。它与人类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水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具有特殊的形象和色彩。它给予整个中华民族以灾难与享受,赋予整个民族以创造性和想象力,造就了整个民族的雄力和气魄,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特殊的作用和影响。

生物科学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人类的起源和生存都离不开水。在人类以采集食物为主的渔猎阶段,水是食物的直接来源之一。人类进入农耕阶段以后,进而用水煮食、用水制陶、用水灌田,更是须臾离不开水的。我们的先民从一开始就生活在一个两面临海的内陆上。他们为了生存,必须族聚于靠近水的地方。这种情况在神话传说和古籍中随处可见。据《帝王世纪》载:“神农氏,姜姓也。……人身牛首,长于姜水。”“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史记》载:“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于江水;其二曰昌意,降于若水。”

考古学证明,华夏先祖确实生活在靠近水的地方。距今约一百万年年左右的蓝田人,他们生活的蓝田一带,那时灞河流程较长,水量较大,河床平稳,河滩宽阔,很便于蓝田人取水。距今约七十万年左右的北京人聚居的周口店地区,位于古老的河床之内,在北京人居住的山洞里,发现过水獭、河狸、水龟、水牛之类的水栖或者是在水边生活的动物。而仰韶文化的氏族村落,大都分布在黄河两岸的黄土台地上;河流转弯或两河交叉的地方,更是当时人们所喜欢居住的地点。

为什么人类要选择这些地点建立村落呢?道理很简单,因为人类日常生活离不开水。比仰韶文化略晚的龙山文化,其氏族村落也都分布在河流两岸。黄河与长江两岸的中下游地区,现今发现的古文化遗址也是最多。大量事实既说明了先民对于水的依赖,也充分说明华夏先祖正是在水的哺育下创造了自己灿烂的华夏文化于华夏文明。

但是,也正是因为华夏先祖们居住得太靠近水,所以也就常常遭受到水的危害。可见,人类同水产生密切关系的时候,水的利与害就双双降临了。这就使人类在依赖水的同时,必须设法躲避和治服洪水。迄今发掘的远古文化遗址,一般都位于高出河床的台地之上。这正是华夏先祖的一种伟大的创造:趋水利而避水害。后世劳动人民对于水的治理和享用,都是他们这一智慧的继承与发展。

在古代神话传说里,华夏先祖曾竭力躲避洪水的威胁。流传最为广泛的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女娲躲在葫芦里对付洪水的故事,逃过了劫难,乃至后来滚石成婚,结为夫妻,抟黄土造人,繁衍人类,炼石补天,为华夏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奠定了物质于精神基础,才发展成为今天伟大的中华民族。

这些古代神话既反映了华夏先祖与洪水的恶战,同时,也强烈地显示出人类主宰水的顽强精神,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人类与水既依赖又抗争的特殊关系。这在中国古代神话与民间传说中都有大量的展现。《山海经》中的“夸父逐日”,《淮南子》里的“后弈射日”等等,都是与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连,充分表现了华夏先祖干旱缺水的自然环境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毫无疑问,这种既依赖又征服的关系,正是人类对待大自然的正确态度。

华夏先祖在长期的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对于水的重要性的认识。这种认识与现代科学所证实的情况是完全一致的。科学证明,水是一切生物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之一,是生命形成的物质基础。没有水,就构不成有生命的世界,诚如已知的月球表面那样。也正是这个原因,水面占了地球表面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还有大量气体的水和地下水分布于大气和岩层之中,构成了整个人类生物圈的水圈。

在古代,华夏先祖是如何看待水的?首先,水在万物万事之中是属于第一位的。古人把生成世界的物质称为“五行”,把国家的政事归纳为“六府三事”;在这“五行”“六府”中水均列在第一位。《尚书.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尚书.大禹谟》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至于万物生成的次序与数量,古人也是把水排在第一位。《周易》云:“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一与地六相得合为水,地二与天七相得合为火,天三与地八相得合为木,地四与天九相得合为金,天五与地十相得合为土。”《管子》云:“共工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乘天势以隘制天下。”这是说共工氏领有的地方,水面达十分之七,陆地达十分之三。然而,这一水陆比例,与今天全球的水陆分布却不谋而合,这足以让人惊叹古人的睿智。

关于水的作用,古人认为它是万物之源,养育了万物。《春秋》云:“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肾不肖、愚俊之所产也。”明黄省曾的《水经序》在谈到水的作用时指出:“兆类非此(指水),无以胚阜;万里非此,无以准平;醴饔非此,无以烹膳而育年;壤垆非此,无以灌溉而兴谷。法其形势,而树都庙;因其限隔,而分州城;轴轳舆而穷遐互通,堤凿成而埆瘠咸利。钟汇之区则珠玉以登,枯绝之野则林壑不毛,函夏泰和则皇波达贵。”这番话把水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基本讲清了。

但是,中国人对于水的认识远不止于此,作为东方文明的主要创造者,因而自然物的水和社会的人具备了某种同一性;这才是水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性。在古代的中国人看来,水对于其他万物显示了一种宽厚大度的精神,它给予万物的恩惠是无穷无尽的;所以《周易》说:“水养物不穷。”《老子》也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因此而具有许多美好的品德。《荀子.宥坐》记述孔子以水比德云:“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贡问曰: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曰:夫水,遍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卑下倨句,必循此理,似义;其浩浩不居,似有道;其赴万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比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绰约微达,似察;以出以人就洁,似善;发源必东,似志。是以君子见大水必观之。”《韩诗外传》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观点,指出:“夫水者缘理而行,不遗小间,似有智者;动而之下,似有礼着;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历险致远,卒成不毁,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群物以生,国家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乐于水也。”可以这样认为,水作为自然物的社会化和道德化,是中国人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一种独特的创造。它不但把人与水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化,也把精神与物质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进一步一体化。

人类对于水的施动关系一是治理,二是享用;中华民族也不例外,而且在这两方面都对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一般来说,中国人在远古社会和封建社会早期,其侧重力在于治理;而在封建社会的中、后期,其侧重力则转向享用。从客观自然环境来说早期国土属于自然形态,地广人稀,大部分地区尚未很好地开发利用;而中、后期以后的国土,经过长期整治和改造,已经更多地体现出人文形态。

从人的主观意识来说,中期以后的中国人对生活文化有了更多更新的追求与创造,同时,在儒、道、,这时的中国人已经逐渐削弱了对自然的改造和征服能力。历史上见于记载的许多重大治水工程,大都成于魏晋以前。如大禹治水、李冰修都江堰、夫差开邗沟、西门豹治邺、孙叔敖建芍陂、郑国凿秦渠,史禄开灵渠、召信臣筑钳卢陂等等,其中除了邗沟和灵渠初时用于军事以外,大都是为了治理水害或获得水利。尤其是大禹治水,不但是我国历史最早、规模最大的治水工程,而且是我国最早的、以治水为主的全国性国土整治工程。它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改造和利用自然的伟大能力,因而它的文化意义和影响,数千年长盛不衰。

魏晋以后,儒学已占据正统地位,牢牢统治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道教和佛教哲学,也渗入人们的灵魂。人们对于自然灾害的恐惧感和迷信感日渐加深。再遇洪水,人们主要不是施以治理,而是凿大佛、铸铁犀以图镇之;四川乐山大佛、湖南常德铁犀是这一历史现象的集中体现;天不降雨,主要不进行抗旱,而是祭河湖龙王以图求之,旧时遍布各地的大小龙王庙就是这一历史现象的最好说明。

运河开凿的最初动因源于军事。战争由陆战延伸至水战,是军事文明的一次腾跃。夫差开邗沟败齐国,图谋霸业,虽非文字记载的水战之始,却是春秋时期影响较大、意识较强、战果卓著的一役。战争的本质是以破坏求取建立,充任军事工具的运河,亦必然要演变为繁衍生息的民生之河。

中国大运河是京杭大运河、隋唐运河、浙东运河的总称,肇始于春秋时期,形成于隋代,发展于唐宋,最终在元代成为沟通五大水系、纵贯南北的水上交通要道。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大运河中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特别是对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它不仅背负了南北物资的运输交换重任,而且推动了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为华夏民族的国家统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至今仍在发挥着巨大作用。

应该说,大运河是中国水文化的最完美的体现!

(2013年3月20日于杭州)

 

 

 

 

关键词:考察历史旅游文化文物

作者: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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