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感”和“诗意”对诗歌翻译同样重要

    诗歌是语言艺术的精华，关于诗歌能否准确翻译的争论历来已久。美国诗人George O’Connell认为，诗歌翻译首先是一种文化交流的需要，他说，“有人说诗歌无法被翻译，尤其是中国诗歌。而这一说法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除非我们能像处理我们母语那样深刻、流利地栖息于另一种语言，我们只能通过翻译进入该语言的诗歌。没有了翻译，不说其危险性，整片大陆的诗歌将对其他地区的读者关闭。”

   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翻译家赵振江指出，“诗歌的翻译要按照日常翻译的规则，尽量忠实原文，但是这种翻译更应该是创作，让人从译作里读出诗的感觉，而不能译成分行的散文。”美国诗人顾爱玲（Eleanor Goodman）也表达了类似的见解。她说，“当代中国诗歌有许多优秀作品，但美国读者知之甚少，因为大多数诗作是翻译家做的，他们的转译抓住了语言的表层意思，但失去了诗歌本来的味道。”她认为只有让更多的西方诗人来翻译中国诗歌，才能确保西方读者读到真正的中国“诗作”。

  诗人、翻译家树才对翻译诗作持乐观态度。他说，好的翻译可以尽可能表达原作的意思，甚至创造出超越原作的新境界。他说，“不单翻译是有极限的，语言本身也是有极限的。我们的诗歌，是借助语言的描述、转折、隐喻等方式来尽量接近我们内心的真实情感。所以诗歌的翻译要在尊重作品的前提下更加关注‘诗感’，设法翻译诗人想要表达的真实情感。”

   他说，诗歌翻译者是在打开一扇窗口，是让一种文化中的情感向另一种文化开放，是对诗作的未来负责。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诗人王家新希望当代诗歌能够在文化交流中获得另一种生命力。他说，“创作和翻译好的当代中国诗作，都是一种挖掘和尝试，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诗人创作出有冲击力和感染力的诗作，当代诗人正在面对他自身所处的变化的小环境，正在对一个变化迅速的中国，作出自己的阐释，也为中国的思想文化长卷染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摘自“全球语境下的中国当代诗歌”研讨会侧记：文化交流与当代诗歌的创作翻译      http://bbs.zol.com.cn/index20080430/index_342_488.html

游子短评：

翻译难，诗歌翻译更难。美国杰出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说，“诗歌是翻译中失去的东西”。这实际上是说诗歌不能翻译。意大利有句谚语说的好：“翻译即背叛。”诗歌的美表现在音、形、意三个方面，翻译中往往难以三者保全，顾此失彼。中国古诗尚且难以完美地翻成白话文，何况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字间的翻译呢! 两种语言间的文化差异越大，翻译的难度越大。

然而，不少的翻译家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以他们的辛勤劳动和不懈的努力，许多中外名诗得以互译。翁显良的散文体翻译，许渊冲的韵体等等都不失为有益的尝试。郭沫若、戴望舒、江枫、屠岸、卞之琳、穆旦、Fletcher、Bynner、Giles、黄新渠、孙大雨、徐忠杰等等中外译家数不胜数。

许多学者、诗人、翻译家都主张诗歌应该由诗人来翻译，郭沫若即持主张。诗人译诗，是因为他们懂得诗歌。不过这也不是绝对的。英国的菲茨杰拉德不是诗人，翻译的《鲁拜集》享誉海内外。然，其翻译因为自由度过大，与其说是翻译，倒不如说是创作。穆旦，即查良铮，著名诗人，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起就蜚声国内外，赞誉如云。可是他的诗歌翻译却不如诗作有名。

诗歌可以翻译，但是这毕竟是有限的翻译。意美、音美与形美难以兼得。完美的，无所遗失的翻译其实就是不翻译。翻译必有所失，这也许正是翻译的魅力之所在吧。

还有一个插曲。中国本土的作家迄今为止没有人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的汉学家马悦然就直接将之归罪于中国的翻译水平。哎，翻译家真是罪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