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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云蓬:我不拒绝春晚[转载]

发表日期:2007-12-10 摄影器材: 点击数: 投票数:

  我不想“狗活”要参与现实
   盲人民谣歌手周云蓬说,“只要允许唱自己的歌,我不歧视春晚、快男” 

  ◎周云蓬
  1970年生于辽宁,9岁失明,1994年毕业于长春大学中文系,1995年到北京,在街头、酒吧唱歌谋生,在此期间到处游历,创办诗刊。2004年出版首张专辑《沉默如谜的呼吸》,2007年自费出版专辑《中国孩子》,被誉为“最具人文的中国民谣音乐代表”。

  
  以《沉默如谜的呼吸》、《中国孩子》等作品而受关注的周云蓬,前晚在广州喜窝酒吧演出。这场演出特意安排在周一,避免周末时的喧嚣。演出前,酒吧老板提醒观众不要让手机发声,甚至不让拍照的人离周云蓬太近,怕快门声影响听众。这些细节,令周云蓬觉得“像在交响音乐厅里演唱”。


  今年周云蓬已经走唱了国内20多个城市,“广州恐怕是最安静的,但有一种给我认可的温暖。”
  
  成人该让孩子心里种下疫苗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是什么促使你写《中国孩子》?  
  周云蓬(以下简称“周”):最初是因为克拉玛依288名孩子丧生在大火中,过了十多年,又看到成都3岁小女孩李思怡饿死在家中,黑龙江沙兰镇88名小学生洪水中丧生。这些事件,加在一起使我根据一段经常弹的旋律写了这首歌。 
  南都:这首歌中“呀呀……”童音伴唱很特别。  
  周:这是朋友小河的建议。加进童声,把这个歌变得明亮一点,从色彩上有种反差。孩子特别天真,这歌本身特别沉重,但它还是写孩子的,增加童音,冲突感更强一点。 

  南都:你今年37岁了,有孩子吗?   
  周:没有。现在我也不想要个孩子。我到处走,而且现在养孩子成本非常高。中国人那么多,别人还在繁殖,咱不要再添乱了。  
  南都:假如有的话,你会怎么样去告诉孩子,他生存的环境? 
  周:我前几天从成都过来。四川作家冉云飞,他说,他会把《中国孩子》给11岁的女儿听,把社会的残酷一面告诉女儿,他说这并不会影响他女儿阳光的那一面。  
  我觉得,可以告诉孩子真实的生存环境,让他在心里有种下疫苗。孩子的理解力比我们成年人想象的要强,不像我们想象那么脆弱。
  

  不爱中国我就没必要这么愤怒
  
  南都:《中国孩子》这首歌让很多人感到震撼。但有人评价说,你周云蓬也是中国的孩子啊,你怎么叫人“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周:我这个歌不是想让人们觉得:你生在中国,你就没办法了、你就是不幸。我没有这个意思。这样写,只是一个修辞的问题。如果有人这么觉得,这歌对他来说就没有意义了。  
  写这首歌,首先是我很爱这个生存的空间和环境,可以是那种由爱生恨。如果说不爱中国,我就没有必要写,没有必要这么愤怒了。我想说的是:从大人的角度,你对孩子、对那些受苦难的孩子,你心里应该有一些忏悔。  
  南都:有一种说法:《中国孩子》能广泛流传,有社会背景,2007年充斥着矿难和黑窑奴悲剧。这首歌代表了音乐的良心。  
  周:我也留意过网上其他一些关于《中国孩子》的评论。比方说,不喜欢的人说这首歌是投大众所好,有投机性。 如果大家都记得克拉玛依大火烧死几百个孩子的事,而且都很愤怒,那我是投其所好,那我也愿意投,我觉得中国也非常进步,也不会有那么多围观看客见死不救。实际上,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投谁所好呢?! 如果有人听了《中国孩子》这首歌,能稍微去看看那些惨痛的事情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能达到这个社会意义就不错了。  


  给人按摩推拿我也干过
  
  (旁白:周云蓬1994年毕业于长春大学中文专业。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一家色拉油厂,“拿着不用做事的工资,像狗一样活着。”1995年,他说服父母,告别“狗活”,背着吉他去北京在街头卖唱。这十几年,他写诗、写歌,在酒吧唱歌是他的主要生活来源。)

  
  南都:也许有人安于拿着工资又不用做事的状态,但是你不想这样生存。  
  周:我离开家,因为我实在没有什么退路了。一个月拿着150元算是救济金,呆在家里,我想上班,工厂也不让我去上班。大学毕业后,有大半年的时间,我特别焦躁,成天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我无聊看看盲文书,翻看过去写的东西,或者白天睡觉,晚上睡不着,想着这样的日子离死还有几十年,怎么过啊? 
  呆在家里是可以生存。但是最让我痛苦的是,我想劳动,但是不被允许。经济利益还是另一方面。我参与不到现实生活中去,没有荣誉感,没有那种被人认可的成就感。
  
  南都:你争取过劳动的权利,但是碰壁了,是吗?
  周:我是中文毕业的,我向当地的一所盲童学校申请过当老师,给校长送过礼。但是校长拒绝了。校长有他的理由――哎呀,你看,你都看不见,孩子们也看不见,那怎么教啊?!反过来说,老师看不见,更理解孩子怎么想、更容易教他们。但是那个校长那么想,也没办法 
  南都:不能当老师,你还去试过什么工作呢? 
  周:在澡堂浴池里,给人按摩推拿我也干过。那个更难以忍受,我干了一天就受不了了。本来我就不喜欢按摩那种工作,一点美感也没有。我决定离开家,跟家里那么说:我先走出去试一试。但是我保证,不成功,便成仁吧。

  
  南都:到北京开始挺难的吧? 
  周:在街头卖唱,有时候二十多块钱,有时候也能挣一百多块钱,有时候赚不到钱了。生活不好的时候,天天吃用盐煮的挂面,那时住在圆明园画家村那里,周围的人都挺苦的。当所有人都天天吃挂面的时候,你也觉得挂面也可以。  


  卖唱也是件挺快乐的事
  
  南都:现在在各个城市酒吧唱歌比在街头唱,生活会更稳定些吧? 
  周:其实,卖唱也是件挺快乐的事,现在我有时候还经常去卖卖唱,它跟在酒吧里唱歌的感觉不同。酒吧里,站在舞台上,灯一照,你就好像很辉煌,成为焦点了。但是在街边卖唱,旁边一个垃圾桶、一个卖冰棍的老大妈,你感觉自己不过是个普通人。那种心态,要跟人交往起来特别容易,我的很多好朋友都是卖唱时认识的。


  
  南都:你会一直保持这种在路上的状态,一直走唱下去吗? 
  周:我喜欢有动有静的生活。将来,我想会找个安静的地方,把自己在路上感受到的沉淀消化,让它融到血液里、骨子里。近期的目标是到云南去做一张专辑。远的来说,未来我会不断地做专辑,隔一两年就全国转一圈去巡演。我也在寻找内心的归属感,起码现在我还没有信仰。
  
  从唱歌中获得劳动荣誉感
 
  南都:现在,有人评价你是“ 最具人文的中国民谣音乐代表”。你对这个评价怎么看?  
  周:叫我是“民谣歌手”这个就挺好了。“人文”这个词,现在比较流行。但它是什么意思,我现在还弄不清楚。以人为本?不是吧。
  对我音乐上的评价,我觉得还是差不多的。但是有一些道德上的评价,说我唤起社会良知,这个有点过了。我并不是一个道德的挽救者。给我一个太“光辉”的评价,是给我包袱压力。 
  南都:那你的自我评价呢?
  
  周:我是随时可以犯错误、偏激地说话的一个人。我不想做一个公众人物,或是被人钉死在某种道德范围内。也可以说,我只是一个从唱歌中获得劳动荣誉感的人。 

  南都:假如让你到春晚的舞台、快男的舞台去唱,你会去参加吗? 
  周:舞台本身没有什么属性的问题,关键是在舞台上干什么。如果允许唱我自己的歌,我不歧视春晚、快男。比方允许我唱《中国孩子》,那我就可以去参加。如果叫我要唱那个《心太软》,哪怕是格莱美,我也没兴趣去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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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麻风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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