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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美、蒙牛离破产有多远?[转载]

发表日期:2008-05-12 摄影器材: 点击数: 投票数:

国美与蒙牛离破产还有多远? 世界上最成功的公司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微软了。每天,比尔·盖茨醒来,他的财富就会增加2000万美元。无数的竞争对手恨它或妒忌它,但就是无法打垮它。然而,比尔·盖茨却有一句名言:“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十八个月”。 


    国美,蒙牛也是中国最成功的公司之一,国美并购永乐之后,俨然已是渠道之王,它的总裁黄光裕更是中国首富。而蒙牛几年就从几个亿做到超百亿,名声更是如日中天。


    成功者提醒自己离破产有多远,实际上是给自己制造危机。因为成功者大多不是死于业绩,成功者大多就是死于太过于成功。对于中国首富国黄光裕,对于中国成长最快的公司蒙牛,我们或许可以借用比尔·盖茨的一句话,来提醒这些成功者不要死于自己的成功之中,这句话就是:国美、蒙牛离破产有多远?


    自然界与人类的进化历程告诉我们,成功者之所以死于成功,大多情况下并不是自己不够努力,而是因为无视环境的变化,把成功的原因当成永恒,可环境已经变化,这样,过份对成功的“自恋”。


    比如我们在谈盛大、百度的时候,就曾经指出,恐龙是强大的动物,生活在环境极为优越的森林中,骆驼似乎要弱小得多,生活在环境恶劣的沙漠。但恐龙今天已经灭绝了,但骆驼却依然存在。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就在于优越的环境对于强者是一座地狱。愈强大愈成功的强者,对成功环境的依赖性愈大,反过来,恶劣环境中的生存者,从来都是在为生存而奋斗,所以恶劣的环境反而成为变革的动力。


    比如骆驼能够在十分钟喝下一百公斤的水,骆驼的皮肤能够根据环境温度调整温度,从而有效保存水分。所以,骆驼能够在恶劣的沙漠环境中走上很多天,而不需要喝水。反过来,几十亿年前优越的生态,让恐龙变得愈来愈强大,但这种生态一旦失去,恐龙灭绝的时间就到了。


    为什么优越的环境对强者是一座地狱:国美、蒙牛会在哪里失足?
    国美、蒙牛是恐龙还是骆驼?我们先看一下国美。


    坦率地说,国美有着恐龙的环境,也有着骆驼的环境。国美的成功壮大,出现在中国转型经济时期,当经济从短缺走向过剩,我们的购物环境就从过去买电视机要凭票,而现在却会有无数个厂家在争取你买,这种时候,市场权力就从三家转移到了渠道商或零售商手里了。


    事实上,以中国经济的规模,目前渠道商几百亿元人民币左右的销售额并不算大,中国市场会有更大的渠道商出现,未来像沃尔玛这样占绝对控制地位的渠道商一定会出现。这种机会无疑造就了国美恐龙的一面――优越的生存环境。


    另一方面,国美也有骆驼的一面。消费者现在愈来愈挑剔,跨国公司象家乐福,沃尔玛正在大举进攻市场,规模巨大之后是供应链管理的困难与现金流的短缺。


    与国美一样,蒙牛同样有着恐龙与骆驼的双重环境。乳业依赖牛奶,牛奶来自草场,内蒙天然的牧场资源与当地政府的支持,这不需要我们多说,这也是相当一部分跨国乳业缩小在中国业务的原因,并不是他们竞争力有问题,但没有奶源,如何竞争?所以,我觉得蒙牛在奇迹面前,要问一下自己的优势有多少是来自自己的实力?


    但蒙牛也有骆驼的环境,内蒙地处边缘,在人力资源与经营环境上,是一个相对恶劣的环境,所以,蒙牛能够在营销上独树一帜,我觉得可能就是对这种骆驼环境的适应。环境恶劣,反而能够促使蒙牛对能人的挖掘与应用,反而能够促使他们出奇制胜。


    但是对一个既有恐龙环境又有骆驼环境的公司来说,这两者可能是矛盾的。这就诱使这些公司过分强调环境的力量,比如国美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打压供应商,比如蒙牛利用自己的独特草场资源挤走跨国公司。可问题是,上帝是公平的,任何一家公司的经营能力都不是从优越环境中获得,而是从奋斗中获得的,这就注定了为什么在同样的环境下,有些公司会长盛不衰,而有些公司只是昙花一现


    “中国特色”其实是一个陷阱:消费者正在成熟,可冲动与感性却被叫做“中国特色”


    这种时候,我觉得国美、蒙牛应当也像微软一样问问自己:离破产有多远?从而立志把自己从一家资源环境依赖型的公司,转化为一家核心竞争力驱动型的公司,转化为一家员工成长导向型的公司,这不是当务之急吗?


    实际上,与蒙牛一样在恐龙与骆驼双重环境中成为巨人的,还有相当一批,象汽车业的吉利,手机业中的波导,以及地产业的顺驰,都可以归于此类。当然,我们可以用中国特色来为自己做解脱,但做企业与做人一样,别人的评价是什么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支撑你强大如此的,并不是几个人说你如何就可以左右你的未来,真正可以左右你的是你的客户!


    正是在这一点上,所谓的“中国特色”其实是一个陷阱,因为中国消费者正在走向成熟,但他们今天的冲动与感性却被叫做“中国特色”。就象在乳业中对“鲜奶”等等定义的争论,目前的消费者几乎很容易就原谅了几大厂商的概念游戏,但未来的消费者一定不会原谅你们的,我敢负责地预测这一点。


    任正非对华为有过一个提醒:“我们还太嫩,我们公司经过十年的顺利发展没有经历过挫折,不经过挫折,就不知道如何走向正确道路。磨难是一笔财富,而我们没有经过磨难,这是我们最大的弱点。”


    国美、蒙牛是不是也很嫩?那要由他们自己回答。在中国这样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环境中,注定要出现无数的奇迹。然而,出现奇迹、被人称颂是一回事,但自己如何看待奇迹、如何评价自己又是另一回事。“皇帝的新衣”是一个童话,但这样的童话倒是值得我们这些成人经常读读。


    谁在淘汰今天优秀的企业家?


    差不多一百年前,当以福特,通用等一批象征工业革命高潮的大企业,逐渐成为影响美国社会的主流力量,当福特公司的创始人福特,通用总裁斯隆等开始成为美国社会呼风唤雨的大人物。这时的美国,以报纸为首的媒介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早在1810年美国就有了376家报纸,到1828年已达到将近900家。这时的美国,以哈佛,哥伦比亚等一批“长青滕大学”已走过了一两百年,美国的中介服务与监督组织如律师事务所等,也已经成为经济生活的主角之一。


    事实上,在美国甚至包括日本在内的整个西方企业家阶层,他们并不是社会变革的先驱阶层,当企业家阶层形成的时候,构成中产阶层的主要力量如作家,教师,律师,会计师,公务人员,小业主,记者早已成为社会活动的主角。真正的企业家阶层和职业经理人阶层,其实也就一百多年的历史,这才有最近去世的德鲁克会自豪地说:管理学,那是我开创的学科!


    这种格局告诉我们,企业家阶层做为现代工业革命的推动者,同时也是市场经济与法制社会的产物。用大白话说,企业家创造财富,同时,如果没有市场经济制度(政府)与法制社会(监督),那么企业家自己也不会被创造出来,至少不持续。


    比如我们简单分析一下西方企业家发展历程,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在市场经济制度之下,存在着三个平台的共生与共赢,这就是企业构成的操作平台,媒介构成的理性平台,以及大学、研究机构与咨询公司等构成的思维平台。


    企业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一枝独秀,是企业家的自我毁灭之路。
    这三个平台的作用,颇像政治上的三权分立的作用:既相互独立,相互监督又相互依存。企业的操作平台强调的是结果,即如何通过资源整合,创造利润。理性平台提供的是第三方公正,这种公正和客观源于制度保证与职业道德:美国报纸主编协会在1923年颁布了新闻工作准则;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1926年正式表决通过道德规范。而大学、研究机构或咨询公司为企业提供方向与手段,源于这类中介组织的生存逻辑是:他们靠卖知识为生。


    近年来安然、安达信这类公司的倒闭,很大程度就受益于媒介的第三方推动。我们很难想象,没有媒介的第三方公正,安然或安达信这类世界一流公司会如此快地倒闭。我们也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亚当斯密,没有泰勒,没有德鲁克等等经济或管理大师,没有一大批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存在,今天的企业会是什么样?


    中国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转型而来的,同样,中国社会结构也是从计划体制转型而来的。我们的转型政策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用在社会结构上,就是“让企业先强大起来”。这种转型政策下的企业家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变成了一枝独秀:企业家将操作平台,理性平台,思维平台“三位一体”--企业家既代表了第三方对自己的评价,也代表了业界“大脑”对未来和发展道路的指引,更不用说一手控制的企业操作平台了。


    这样的结果是,企业无论大小,企业首脑都在有意无意地在制造对自己的个人崇拜,都在用权力或金钱诱使下属对自己“神化”。所以,我们也就不奇怪这二十多年来,那些落马的企业家,大多是自我放大到极至之后,乐极而生悲。有几个真的在媒介揭露下倒台的?又有几个在实践新理论时完蛋的?
    不讲前提地一味鼓励企业做大做强,是对企业家的不负责任
    当改革开放过去二十多年后,我们的政策已经开始调整为“建设和谐社会”,而不是简单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当企业家们在兴高采列地庆祝自己的企业多少周年的时候,他们可能忘记了两点:


    一方面,与企业共生的其他部分,比如媒介,比如大学或研究机构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显然,企业作为社会共生体的一部分,没有其他平台的发展,企业平台的兴盛就可能不过是个泡沫而已。如果要单纯谈市场繁荣,那“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兴盛又为什么会是昙花一现?
    另一方面,中国大部分企业的成功经验是在双轨制下突围而来的,是在缺乏足够媒介平台监督,缺乏思维平台支撑的情况下形成的,这种成功经验其实非常狭隘。在新的市场经济制度与和谐社会环境下,接下来就反而是这批企业家的不适应:他们的成功经验已经过时。


    由此来看,我们可能就不那么兴奋了。当我们的商业界只有企业之操作平台,缺乏思维平台对规律的提示与对未来的把握,缺乏理性平台之第三方公正,那么企业家就像三支脚的桌子只剩了一只脚,除了将这支脚的能力放大来支撑这张桌子,他又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在我看来,人放纵自己的成就感,实在也不算是多大的罪过。人毕竟不是上帝,人之为人便在于人是一个经常犯错的无知生灵。真正可怕是在这种放纵下去把企业做大做强,那将会是个什么前景?


    所以,不讲前提地一味鼓励企业做大做强,甚至在既得利益的收买下去为企业家制造“良好舆论环境”,不仅是对企业家一种不负责任,而且将会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经营企业显然是一场马位松,而不是一场百米短跑。如果有人用百米短跑的办法在跑马拉松,真不知道那些为此加油的口号,是出于不懂?还是为了一已之利而别有用心?


    没有英雄的现实是寂寞的,但只有英雄的现实则是可悲的。
    我们要记住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中国企业的改革,是根植于中国社会结构性的变革而来的。由此,我们需要从社会变革的层面,来看待中国企业改革与企业家阶层的形成:
    第一,我们选择了建设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市场就会带来社会组织的分化。企业的一枝独秀,就是这种分化的一种表现,过去国营企业,国家媒体,国家大学或研究机构这种“国营”体系,分化成“企业国退民进”的局面,这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第二,分化并不是我们的目的。分化的目的是为了在更高层面的整合与协调,推动社会的发展。所以,在目前企业或企业家一支独大的现状下,我们显然不能一味鼓励企业更加一枝独秀,而是要提醒那些放大自我的企业家,当市场经济制度正在完善,与此相应的媒介平台与思维平台正在逐步建立起来的时候,不适应新形式的可能恰恰是我们这些优秀企业或企业家!


    现实也正在证明这种判断。从德隆现象,到伊利现象,到创维现象,甚至近来若干上市公司的高管下台,如果我们不是孤立地看,而是把它们当成一个整体去看的时候,会发现这些事件构成了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成长历程中一个明显的“坎”。


    这个“坎”的意义是,当中国企业成长状大的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候,是政府的正规化,法制化努力,是媒介日渐强大的第三方公正,以及大学研究机构走向独立的思维导向,导致那些基础不稳的民营大企业崩盘,而不再是政府的行政干预与权力干预,导致民营企业经营困难。前一段科利华,托普,德隆等一批企业的兴衰,只不过是这一环境变化的一个先兆,接下来,我觉得将会有更多所谓的优秀企业面临这一挑战。


    没有英雄的现实是寂寞的,但只有英雄的现实则是可悲的,企业家阶层作为社会中产阶层的重要力量,在社会这样一个大系统中,它的强大显然有赖于与其他利益群体与社会组织的共生与共赢,有赖于这一利益群体接受其他利益群体制约与监督。当道坎横亘在前进道路上,那么这种无形的坎就将成为一种机制:一个企业家现在还不太习惯接受,但却不能不习惯接受的机制!因为那道坎的名字叫淘汰。

关键词:蒙牛国美

作者:纯属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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