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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鲁亚克《在路上》:爵士诗人的呼吸

发表日期:2006-12-15 摄影器材: 点击数: 投票数:
2005年2月,我在爱荷华(Iowa)大学读书。得知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1922-1969)小说《在路上》(On the Road)手稿长卷在美术馆展出。课业繁忙,未及观赏。2006年,我已移居旧金山附近,许久之后,才知此卷曾于年初在旧金山公共图书馆展出。若想亲睹,大约只好明年追到纽约了。此手稿为120英尺长的电传打字纸,由12英尺长的纸贴在一起。凯鲁亚克于1951年4月开始写作时,不愿换纸的琐屑打断灵感涌流。凭借灵感、咖啡与苯丙胺(Benzedrine),凯鲁亚克三周完成作品——如他效仿的爵士音乐家,费时准备(凯鲁亚克已在日记中写出故事大纲),创造力瞬间爆发。对于此“闪电速度”,作家楚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曾嘲笑道:“那不是写作,是打字”。

手稿长卷于2001年被拍卖,印第安那州的Jim Irsay以240万美元购得,创造了文学手稿拍卖最高价(1988年卡夫卡《审判》手稿1920年版本拍卖价190万美元)。凯鲁亚克1969年去世时,银行存款只有91美元;2004年,他的文化遗产价值2000万美元。他若地下有知,只能苦笑吧。一代反抗消费主义的文化偶像,无法逃避被消费的命运。他的手稿被安排了为期4年、环展全美13个城市的旅程,路线与《在路上》中描述的地点颇多吻合,只方向不同。2004年自弗罗里达始,2007年会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展出三个月。据亲见的人说,手稿年代久远,纸张略发黄,很多铅笔印记,结尾不见——被凯鲁亚克朋友Lucien Carr的英格兰獚猎犬吃掉。

2007年,也将是《在路上》出版50年纪念,一个未删节版本将由Viking公司出版。被认为对1950年代的读者来说太过露骨的性爱和毒品内容得以重见天日,书中人物也会使用真实名字,如Neal Cassady和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1951年完成《在路上》后数年,凯鲁亚克屡吃出版公司的闭门羹——因其描述的放荡不羁生活方式、实验性写作风格及对1950年代美国少数族裔和边缘群体的同情语调。1955年,Viking 公司接受书稿,条件是大幅修改。两年后,《在路上》面世时,原始书稿被删掉1/3,并被修订使文字更文学化,语法正确。《在路上》出版后名列畅销书排行榜,除了1960年代初的迟滞,一直在美国和西欧国家销量稳定。至今已售出300多万本,被译成25种语言。

《在路上》是20世纪最具争议性的美国小说之一,有强烈自传性,以Sal Paradise第一人称叙述,描述凯鲁亚克与Neal Cassady穿越美国和墨西哥的旅程。手稿曾暂时题为“垮掉的一代”和“走在路上”,写作手法灵感源自凯鲁亚克朋友Cassady的句法散漫的信和Burroughs诚实的第一人称叙述,结构与情绪动机向他喜爱的爵士乐致敬,尤其Charlie Parker等人创造的比博普爵士乐(Bebop)。凯鲁亚克称这种写作风格“自发散文体”(Spontaneous Prose),类似“意识流”的文学技巧,中心法则是“呼吸”(借自爵士乐和佛教冥想之呼吸),在心智与语言的内在结构中构造词语,突破传统英语文学、语法、句法的束缚,充满私人化内心独白。情节在语言和形式的空间中迂回,不局限于具体的地域描述,创造印象主义的开放空间。且在小说中构造非线性时间,逃离公路旅程的线性。凯鲁亚克的信条是“直觉为最好想法”,但他所提倡的信条似与他的作品自相矛盾,朋友说他不断在修改。无论如何,凯鲁亚克自白式流动文字风格影响了金斯堡的《嚎叫》(Howl)及另一些作者如Ken Kesey,Tom Waits和Bob Dylan。

1957年,《在路上》出版后,凯鲁亚克当时的女友Joyce Johnson说:“杰克入睡时还籍籍无名,醒来发现已名满天下。”《纽约时报》书评人Gilbert Millstein写道:“如同《太阳照常升起》被认为是‘迷惘的一代’的声明,看来《在路上》会被视为‘垮掉的一代’的宣言。”1950年代美国压抑保守的文化气氛中,《在路上》充斥的“新浪漫主义”无疑打动文学阵营的敏感神经。评论家们无法否认凯鲁亚克的散文风格中弥漫的心醉神迷的叛逆精神。凯鲁亚克被奉为文化艺术偶像及“垮掉的一代”代言人。

“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一词由凯鲁亚克于1948年对小说家John Clellon Holmes描述他的社交圈时创造。形容词“beat”意为“疲倦,落魄”,凯鲁亚克加入新意:“乐观的”(upbeat),“幸福的”(beatific)及“合拍”(on the beat)——将与中产阶级主流社会的疏离转为精神超脱。“垮掉的一代”代表作除了《在路上》,还有金斯堡的诗歌《嚎叫》和William Burroughs的小说《赤裸午餐》(Naked Lunch)。1950年代,“二战”后“美国梦”的物质中心主义,中产阶级生活的庸俗乏味,冷战和麦卡锡主义的压抑气氛,如旧金山诗人Michael McClure所言:“灰色的冰冷的沉默,智力真空,精神单调……”,使得“垮掉的一代”作家试图从物欲横流和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寻找生活本身教会他们的真实。因此凯鲁亚克将“垮掉的一代”展现为“神圣”的一代。他的作品常表达此种愿望:打破社会规范,寻到自由和生命的意义。这些不合凡俗的人们聚集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和旧金山北滩,留山羊胡,戴贝雷帽,饮酒吟诗,女人穿黑色紧身衣跳舞。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无数大学生甚至高中生都在行为装扮上群起效仿。

对于《在路上》和“垮掉的一代”,除了喝彩之声,负面声音不绝。道德家们攻击《在路上》是美国年轻人道德堕落的证据,嘲笑凯鲁亚克是“罪犯的啦啦队长”;主流文学界拒绝承认凯鲁亚克为严肃作家,说他“对文明充满敌意,崇拜原始主义、本能和能量”。“垮掉的一代”被视作昙花一现的时尚。1957年,关于《嚎叫》淫秽内容的审判和《在路上》的出版,媒体连篇累牍的报导,使得先锋文学运动内部很多激进艺术家认为“垮掉”现象的突然成名有炒作和包装的成分。喧嚣盛名突至,使得凯鲁亚克措手不及——他比读者想像得更敏感和循规蹈矩,也不如他的朋友们那样善于应对。他为保持书中“狂野形象”,纵酒狂欢,出版的书多是早期写的,忙于出现在电视节目,给杂志写文章,但作为严肃作家的动力不再。

凯鲁亚克晚年退隐,与多病母亲生活在一起,也趋向保守。他常被称作“垮掉的一代之王”。凯鲁亚克却并不喜欢这一“美誉”,去世之前对《纽约时报》记者Joseph Lelyveld说:“我不是‘垮掉的一代’,我是天主教徒。”凯鲁亚克对东方神秘主义与宗教有过迷恋短暂,但受母亲影响,终生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的诗人和艺术家朋友很多是同性恋,他的私人信件和日记认为同性恋是罪过。1960年代是凯鲁亚克的年代,他的作品被视为“反主流文化”的催化剂,他也成为“嬉皮之父”。年轻人迷恋他的书,模仿他搭车旅行,反抗社会规范。但凯鲁亚克厌恶嬉皮士们,支持越战,与他的老友金斯堡和大部分读者背道而驰(金斯堡参与1968年民权和反战运动,与Bob Dylan成为好友)。曾获普利策奖的诗人Gary Snyder、凯鲁亚克的好友说:“他从不想成为社会和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他只想是个作家。”凯鲁亚克觉得他的作品被公众误读,尽管他及他创造的人物都已成为不衰的形象和即将来临的自由运动的先锋。宿命论阴影和深切的悲观主义弥漫他后来的作品。1969年,47岁的凯鲁亚克死于弗罗里达的圣彼得堡,由于长期酗酒导致的内出血。他一生漂泊,从未有自己的家(如晚年的张爱玲),有时与母亲住在一起,或寄居朋友家,或露营。

“垮掉的一代”文学运动短暂,但影响长远。金斯堡的诗歌仍被尊敬,凯鲁亚克如今已被视为美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垮掉的一代”大本营之一的旧金山,对他们的纪念活动不断。在北滩(North Beach)哥伦布街“城市之光”(City Lights)书店与维苏威沙龙之间的小巷,被官方命名“杰克·凯鲁亚克巷”,因“垮掉的一代”人物在此聚会而著名。附近有个私人开设的“垮掉的一代”纪念馆,陈列有图片、旧版本书,及《嚎叫》的签名版。“城市之光”书店主人、诗人Lawrence Ferlinghetti(1920-)说:“今日的世界需要‘垮掉的一代’精神,因为他们当年象征的东西成为今日主导文化的对立面。”凯鲁亚克的出生地、马萨诸塞州的罗尼尔(Lowell)也对他兴趣渐浓。地方政府督促州政府在高速公路标明“凯鲁亚克出生地”字样并提倡设“杰克·凯鲁亚克日”——大约如密苏里州奄奄一息的小镇汉尼拔,全赖马克·吐温盛名引来的访客维系生计。

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与爵士乐的息息相通之处,除了技巧,还有反抗白人中产阶级主导的世界。其叛逆精神也影响了诸多摇滚乐队和音乐家。“门”(The Doors)乐队键盘手Ray Manzarek赞叹书中的自由感、灵性和智慧,直陈其影响:“我们在《在路上》伴随下长大,若不是《在路上》,‘门’乐队不会存在。”Bob Dylan也承认:“我在1959年读的《在路上》,它改变了我的生活。”《在路上》也影响了“甲壳虫乐队”,并引得无数摇滚乐队作歌致敬。Tom Waits曾有首歌《杰克和尼尔》(Jack & Neal),歌词风格模仿凯鲁亚克。此外,并有多部剧情和纪录电影关于或指涉凯鲁亚克和“垮掉的一代”,其中他们与Robert Frank合作的“Pull My Daisy”(1958)最为著名。《在路上》也将被拍成同名电影,明年上映,制片人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导演Walter Salles(曾拍过《摩托日记》)。

“垮掉的一代”通常被视为第一个现代“亚文化”现象,之后有“嬉皮”和“朋克”。艾伦·金斯堡总结其对美国社会文化之影响,可谓宽广而深远。它鼓励挑战权威,精神和性解放,同性恋解放,间接催化女性、黑人解放,反抗审查制度,促进大麻和其他毒品非神秘化和合法化,引发摇滚乐兴起,反对军事工业文明,尊重土地和土著人民(《在路上》中写“这土地是印第安土地”),也有助于佛教在西方的传播和被认知。但其中的男性至上主义不可忽视,群落中一些颇有才华的女性作者被忽略,或疯狂,或死去。

如今,美国对“恐怖分子”的草木皆兵使人联想当年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依然一个窒息灵性的年代。《在路上》,一个50年前的文本,其感觉想法与经历对如今躁动的理想的年轻人仍觉亲切。它仍是学生的宠儿和学术研究的话题。1960年代意识形态和“美国梦”的失败给年轻的梦想者们一个去处:路上。不再是约翰·斯坦贝克带领小狗查理环游美国的笃定,也不是楚门·卡波特《冷血》(In Cold Blood)中在路上的亡命之旅,他们在性爱、毒品与爵士乐中寻到快乐——连接这些探险的是享受生命的欲望。死水无澜的小镇,繁忙都市,一切被公路连接起来,成为一代人愿望的出口,将自己从所谓崇高的信仰、观念及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如公路电影《逍遥骑士》的随心所欲。《在路上》及“垮掉的一代”作品反抗学院派理智化文学倾向,注重个人主观的真实生活经验,使得学术界更宽容文学的激进形式。凯鲁亚克尊崇自由与创造力,如Wavy Gravy所言:“他将生命呼吸进词语。”

(《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专栏)

作者: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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