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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欢情缘》(本书共12篇)之二<三个人的结婚照>(1)

发表日期:2006-10-16 摄影器材: 点击数: 投票数:
一条简单的路,多么难走,多么易走——《三个人的结婚照》
   
    采访时间:2003年7月14日9:00am-13:30pm
    采访地点:黎军、李立雪夫妇家
    黎军,男,36岁,湖北武汉,大学历史学专业硕士,现在北京某大学任教。
    李立雪,女,34岁,北京,幼儿师范学校毕业,现在北京某机关幼儿园担任副园长。
 
    李立雪是那样的人,你给她一个馒头,她一定要找机会给你一张烙饼。她不愿意欠人情。这是离婚留下的“后遗症”。
    感情这种东西真的很奇特,在人不知道的时候,就悄悄地来了。我很难说清楚我是怎么爱上她的,但是,我就是知道,这个沉默的、挺着瘦削的肩膀的女人身上,有我后半辈子的幸福。
    我们结婚以后,彼此问过相同的问题:你喜欢我什么?我说我喜欢的是他的善良,男人的善良和女人不一样,女人的善良里面更多的是同情和悲悯,男人却可以因为善良而奉献自己、牺牲自己。
 
    黎军和李立雪夫妇住在靠近朝阳区垂杨柳一带的一片老居民区里。
    采访那天,我特意站在他们家的楼下,仰起头来往二楼看,寻找应该属于这对夫妻的那扇窗子。他家的窗子关得很严,窗户外面有一小条窄窄的窗台,上面排着三个花盆,分别种着玻璃翠、四季海棠和绣球花。虽然是放在窗外的植物,本身也算不上名贵,但是,在早晨的阳光下,花草们还是显得很有生机,而且,花朵和叶子看起来都非常干净,显然是得到了很好的照看。他们的窗帘是淡蓝色的,像是花花草草的背景,让人想到天空和漂亮的云彩。
    他家的门外跟很多这种老居民楼里的住户一样,放着敞开盖子的纸箱,里面有空的易拉罐和矿泉水瓶子,还有葱、姜、蒜和土豆、茄子之类放上一阵子也不容易坏的的蔬菜,防盗门上的铁纱破了一个洞,从里向外贴着一张可口可乐的宣传画权当一个补丁。
    站在我面的是一对看起来非常阳光、非常和谐的夫妻,丈夫谦和、挺拔,妻子雅致、娇小。看见他们一前一后地站在光线幽暗的过道里,我忽然想起多年以前我的父母带着我们住过的那种有长长的走廊的筒子楼,也是拥挤的、狭窄的,太阳照进来,连绵的光柱中飘动着浮起来的一点点灰尘,简陋是很简陋的,但是温暖得很真实。
    这是一套格局很老的三居室,小而窄的门厅里,开着包括厨房、厕所和三个房间一共五个门,除了一个旧冰箱,再也放不下什么了。我被夫妇俩直接“请”进黎军的书房——也兼作他们的客厅。仍然是很小、很拥挤的空间,四壁图书,就着窗台延伸而下的小书桌,一面高、一面低。高大的黎军笑着解释说“高的部分我用,低的部分孩子做功课”。他没有任何不自然,站在他身旁的李立雪也没有。但是我很清楚,那个“孩子”,指得是李立雪的女儿,一个8岁的小学生,父亲不是黎军。
    在采访黎军、李立雪夫妇之前,我和李立雪通过几次电话,我一直比较关心的是,这样的采访黎军是否愿意接受,他在场是否合适,会不会因为是夫妇一起来谈他们的过往经历而使得一些关键的细节和想法要多少打些折扣。每次我这样表达我的担心时,李立雪都会马上解释:“不会不会不会,我们有共识,而且,我们事先沟通好了才跟你联系的,你千万别担心。”但是,因为采访的时间总是不能最终确定,不是黎军要外出讲课,就是李立雪要参加什么研讨会,总之总是不凑巧两个人不能同时出现。最后一次打电话,我问李立雪:“是不是你们有什么后悔,不好意思跟我说?没关系,我可以放弃的。前提是你们需要我放弃。”这次,李立雪不再一口气说好几个“不会”,而是干脆让黎军给我打电话。
    黎军在电话里说话很直接,听起来是个干脆利落的人:“我们商量过了,两个人都愿意跟你说说发生在我们家的故事。李立雪说如果你能写出这个故事,对我们的家来说是一件礼物。而且,孩子在长大,我们希望给孩子留下一份看得见的历史纪录。等她到了可以了解大人的世界的时候,应该看看当年他的父母是怎样走到一起的,或者说他的这个家是怎么来的。这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是吧?”
    就是因为黎军的这个电话,我在几天之后终于坐在了他们家小小的客厅里。黎军面对我坐在双人沙发的一侧,李立雪沏好了茶水,也走过来。她很自然地坐在黎军的身边,黎军在她落座的一刻伸出左手握住妻子的右手,他们就这样拉着手坐着,看着我,异口同声地问:“谁先说?”然后两个人相视而笑。这短短的、一来一往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共同拥有的那个世界,其实已经不能装下任何一个人了。
    我说我无所谓,你们怎么高兴就怎么说。他们互相看着,没有语言,用眼睛商量和推让。等待的片刻,我的心里有了一丝软软的颤抖,眼前的他们与挂在墙上的大照片重合起来——他们的头微微向中间靠拢着,方向很明确,就是对方的肩膀。惟一与照片不同的是,此刻的他们没有穿礼服,膝下少了一个穿纱裙的乖巧女孩。多么与众不同的、三个人的结婚照!
 
    黎军的自述:
    既然李立雪觉得应该我先说,我就先说吧。要是我有什么没说准确,就让她补充。
    好长时间了,我们俩商量,应该把我们这个家庭成立的过程写出来,当时这么说,主要是想给孩子留下点儿什么。大约一个多月以前,我们俩一齐上网,看了一篇写再婚夫妻的文章,是做妻子的写的,写两个都经历过离婚的人走到一起特别艰难,好不容易一起生活了,又有了很多矛盾,比如互相不信任啊、生活习惯不同不好适应啊、跟前妻或者前夫有来往不被理解啊等等,这两个人倒是没分手,可是一起生活的非常别扭。看完了,我们俩特别感慨。李立雪问我:“你说,咱俩怎么结婚之后越来越好呢?你不是假装的吧?”我当时就跟她说:“咱俩是越来越好,原因就是咱俩在结婚之前就已经把能闹的矛盾都闹完了。结婚以后再想闹,一看,这个闹过了,再闹就没意思了。所以,咱俩还不错。”
    我这么说不是为了哄她,而是事实如此。
    对于我们这种都经历过婚姻、而且又不愿意胡乱找个人对付着过日子的人来说,再婚是一个难题,比年轻的时候决定跟一个人结婚要难得多。用很多“正常人”的话来说,我们属于“受过伤害的人”,是那种“一不小心伤口就会流血”或者“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人。而且,离婚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错,一定是双方都有责任,所以,自己的毛病也小不了。一个这样的人,接受别人和被别人接受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我们这种人可能更会加倍谨慎地选择新的生活伴侣,谁也不想再次经历离婚那个过程了。
    我是在武汉离婚的,离婚之后过了一年,我到北京来读研究生。我曾经详细地跟李立雪讲过我过去的婚姻,我自认为是一点都没有隐瞒。所以,现在,我也不怕重复。我和我的前妻是大学同学,从大学三年级开始好起来,毕业的时候,就确定了关系。她家是四川的,一个小县城,比较落后和穷困。她希望能留在武汉,跟我结婚是留下来的一个比较顺理成章的方法。我爱她吗?当时应该是爱的,不爱就不会结婚了。毕业一年半,我们有了家庭。我在大学工作,她去了一家公司。不能说我前妻这个人不好,只是人各有志。我一个教书匠,在很多时候是满足不了她的一些物质方面的需要的。而且,她家姊妹五个,她是老二,也是惟一一个进入城市的孩子,她在家里的重要性就可想而知了。她是一个特别不安于现状的人,我们结婚不到一年,她萌生了出国的念头。我这个人可能比较容易满足吧,所以就反对。我们的矛盾越来越多,她也越来越不愿意回家。那时候我就知道,如果她真的出去了,我们的婚姻也就结束了。但是,我还是有幻想,觉得她不会真的那么做。结果是我的幻想破灭了,她通过各种关系、想尽一切办法办成了去日本留学。她是在走之前跟我谈的,很简单。首先,我不愿意走,因为我是学中国历史的,出去了也找不到工作;其次,帮助她的是一个男人,这个人爱上她了,而且,这个人是有日本国籍的中国人,她出去以后,要跟他结婚。我能说什么呢?她想要的一切我不能给她,就让她走吧。我们就这么离婚了。
    要是说离婚有多么伤心,我现在也不好说。毕竟过去了这么多年。不过当时肯定是很受打击的,好好的一个家,说没有就没有了,而且,她这种选择也让我很有挫败感。一方面,我觉得自己无能,男人没本事,老婆才会穷则思变;另一方面,也让我对自己看人的眼光产生了怀疑,堂堂一个大男人,怎么连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一起生活都没有把握?而且,说实在的,我觉得女人要是真的想改变自己的处境,其实是特别有决心、有狠心的,在现在这个时代,女人往往也比男人更容易做到这一点。所以,在选择生活伴侣的问题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看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期许,一个人的心气有多高,就决定了他会有什么样的生活目标,了解了这个,才能知道,这个人到底能不能从始至终跟你生活在一起。说白了,我的前妻和我的生活目标并不一样,她要的东西,在我的生活里从来就不是最重要的,这样看起来,我们的婚姻解体也是一个必然。
 
 
未完待续
节选自当代中国人情感口述实录之五《悲欢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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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eopm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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