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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摄影家的手艺人

发表日期:2006-10-07 摄影器材: 点击数: 投票数:

    采访:安顿
    采访时间:2005年2月25日上午
    采访地点:北京昌平朱宪民先生家
 
    朱宪民,著名摄影家,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艺术摄影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常务理事,历任《中国摄影家》杂志社长兼主编等职,享受国务院艺术家特殊津贴。2004年被美国艺术摄影家协会聘为高级顾问。
    1966年起从事摄影创作,获奖无数,著作等身,其中仅以“黄河人”为主题的摄影专著达六本之多。日前出版的摄影专集《黄河百姓》收录自1968年至1998年拍摄的480幅照片,获全国第五届书展优秀奖,是迄今为止以影像方式全面表现“黄河人”生存状态的、时间跨度最大的摄影专著。
 
    在采访朱宪民先生之前,我做过一个尝试,用摄像机拍下朱先生最新出版的摄影专集《黄河百姓》中的一些照片,做成视频短片的效果。
    于是,这样的画面出现了:黄河源头星宿海的金辉渐渐褪去,神色凝重赶路的藏民策马而来,接着是赛马会上欢歌笑语的人们和双手交握在胸前仿佛正在祈祷的待嫁少女,从她身后慢慢浮出牧场的黄昏,赶着牦牛的父子忙着把经幡挂起来……时空缓慢转换,金色的画面被黑白灰的日常生活图景所取代,中原大地的角角落落,一个个、一群群没有留下姓名却俨然一直生活在我们身边不远处的人迎面走来,卖大公鸡的漂亮姑娘,卖鹅的小伙子,乡下小戏班简陋的后台和等着登台的“角儿”,挤挤挨挨、窃窃私语等着看新娘子掀开盖头那一瞬间的女人和孩子,包着羊肚手巾身背花包袱离开家乡的民工……他们行走至黄河入海口,登上古旧而拥挤的渡船,渐行渐远……他们的命运会因为这次离开而发生改变吗?
    用文字再现影像所表达的一切从来就是费力不讨好的,在影像巨大而直观的视觉冲击力面前,文字总是显得苍白而零乱。然而在准备这次采访的过程中,每每翻看朱先生的作品,总会有一种想表达的欲望,我希望能通过我的这种无力的描述让更多还没有机会看到这本摄影专集的读者能跟随文字,结识这样一位摄影家,也结识吸引他30年来几万次聚焦的这些普通而鲜活的人们。
    采访约在朱先生家。生活中的他是一个温厚长者,说话风趣,性格爽快。打开采访机那一刻,我想如果我不是个记者该有多好——朱先生是那种适合做朋友的人。
 
“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一生当中充满了机遇,没有这些机遇我就不会有今天。”
 
    安顿:很多人对摄影师这个职业特别好奇,尤其是《廊桥遗梦》那部电影,让这个职业充满了浪漫和传奇色彩。我想我们的采访就从您个人的传奇开始。我在您的文章《从黄河岸边走过来》里面看到您这样写:“1959年春,17 岁的我背着简便的行装,从黄河岸边来到辽宁抚顺,怀着兴奋、紧张而惶恐的心情,轻轻地叩响了街边一家小小照相馆的门,开始了我的学徒生活。”
    朱宪民:其实没有什么传奇,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一生当中充满了机遇,没有这些机遇我就不会有今天。
    我出生的地方在山东濮城,很穷的一个地方,17岁之前,我都不知道世界上有苹果。我们那儿只有枣。我是农民的儿子,父亲不认识字,一辈子都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初中毕业之后面临着找工作,我觉得要走出去,就像现在的民工流入城市一样。
    我记得很清楚,买完了火车票,还剩下3块钱,我妈给我做了几个地瓜饼子带在身上。我有一张照片,是包着羊肚手巾、背花包袱的乡下小伙子离开老家进城,也收在《黄河百姓》里面。我看着觉得那就是我,17岁去“闯关东”的我。孩子要离开家了,父亲总要说几句。我父亲不善于表达什么,他跟我说,你要离开家了,记着,一定不要坑人,别犯法。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这也成了我的原则。
    我到了抚顺,住在一个亲戚家。白天到街上找工作。我希望找一个能学点儿什么的工作。要不我从家乡出来是为什么呢?
    到了最后一天,有人问我愿意不愿意到照相馆工作,一个月工资16块钱。这个要是还不去,就没别的工作了。我对这个感兴趣。在我们老家,照相馆是个神秘的地方,初中毕业,我照过毕业像,照相馆的师傅很受人尊重。那就去吧。
    我工作的照相馆很小,所以什么都要学,摄影的基本知识可以说就是在这儿学到的。师傅对我特别好。我在东北没有家,吃住都在单位,学习的时间比别人多。
    我有“野心”,在一个小照相馆工作一辈子不是我的理想。有一天,一个报社的记者到我们这儿来洗照片,我发现大家对记者特别尊重,记者那样子也挺神气。我就想,什么时候我也能这样儿?很幼稚的想法。
    在照相馆工作了两年多,吉林省戏曲学校舞台美术专业招生,我考上了。在这个学校上学是我人生的一个很大的转变。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文化底蕴不够,照相馆的拍摄方式和学校教的东西根本就是两回事。说起来“照相”也“照”了两年多,这时候我才第一次知道什么叫“抓拍”。
    我确实运气不错,学校送学生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学习,我得到了这个机会。在长影的那段时间是我全面学习的阶段。记得我那时候特别可笑,老师问我,你想学什么?想了半天,我说,我想学艺术,我不懂艺术。老师笑了,说艺术无止境,我也在学呢,你慢慢学吧。那时候我特别勤奋,东北是早晨七点半上班,我六点半就到了,我希望老师喜欢我,这样不是能多学一点儿吗?
    接着赶上了“文革”,推迟毕业。等到可以毕业,来了一个惊喜——补发工资。我到今天都记得,补发了三百三十四块五。在当时这是天文数字啊。有了这笔钱,我想我可以回家了。那是我离开老家之后第一次回去。这笔钱可把我父亲吓坏了。我想尽办法给他解释,告诉他这是儿子挣来的,没有坑人,也没犯法。最后他说,行吧,我就信你吧。我用这笔钱给家里修了房子。
    1968年,老师把我推荐到吉林画报社当摄影记者。这也算是实现了梦想吧,我特别兴奋。那时候年轻,不怕吃苦,什么苦地方都愿意去,就是现在说的表现好。应该说那也是我最早开始拍摄普通人的生活,不过那个时候的拍摄观念和后来不一样,有些作品是必须为当时的政治环境服务的。你从《黄河百姓》中也能看到当时的作品,人民公社开大会的场面之类的。我觉得那也是一种真实的纪录,看这些照片,还是能想到当时的社会环境,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不会忘记那些似曾相识的场景。
    从当上摄影记者,我算是正式走上摄影之路了。那时候我的作品也曾经在全国范围内获奖,这些照片现在变成了我的个人收藏。
 
“要表现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常态,什么才是最基本也最有说服力的元素?那就是人。”
 
    安顿:我看《黄河百姓》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您的视角和被拍摄的这些人是非常平等的,摄影好像只是一种很隐蔽的纪录方式。特别是1978年以后的作品。
    朱宪民:1978年是我摄影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我到了北京,在中国摄影家协会工作。当时有一个法国摄影家到中国来拍摄,两个月的时间,我陪着他走了很多地方,包括内蒙、陕西等等,这个过程中我开始思考关于纪实摄影,也就是说作为摄影人,你的镜头要对准什么,你要表现和记录什么,什么才是真正有历史和文献价值的东西,什么才是中国人的现实生存状态。
    当时给我带来很大影响的还有意大利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纪录片《中国》。这部片子在当时的特定历史环境下是被批评的,但是对于专业从事摄影工作的我来说,确实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他纪录了当时社会环境下普通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面貌,虽然说现在看起来一眼就能看出有些东西是人为设计的,但是其中相当一部分对现实的观照还是很有震撼力的。安东尼奥尼说他的纪录片不是关于“中国”的,而是关于“中国人”的,这个说法很有意思。要表现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常态,什么才是最基本也最有说服力的元素?那就是人。只有人才是最能体现社会历史的真实面目以及发展和变迁的。
    其实也就是当时的这种朦胧的认识,决定了我最终会用大半辈子的时间把眼光聚集在普通的老百姓身上。我想过去100年之后,回顾这些照片,应该可以看到一段历史和一个时代的缩影。
    说起来我还是很幸运,在中国摄影家协会工作能有机会得到最好的摄影器材,这在当时是得天独厚的。我喜欢摄影,就是喜欢,没想过什么时候作品可以给我带来什么,就是想拍照片,拍自己满意的照片。所以那时候只要有机会我就背着相机出去,也许每个人都会有一种故土意识,我想我最有能力表现也最想表现的人首先是在我的故乡,他们是我的亲人,是我最熟悉的人。
    我还记得第一次回老家拍照片的情景。负责接待我的人用小汽车送我,走到距离我家村子还有3、4里路的地方,我跟他们说,不用送了,约定了时间你们来这儿接我就成。我自己走回家。我不想让那些乡亲们觉得我成了什么了不起的人,好像是衣锦还乡了,我还是那个农民的儿子,跟我那些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一样。回到家里我换上弟弟的衣服,就是农村青年标准的打扮。我在村子里到处转悠,相机藏在衣服里。我那些老乡们,好多人都还不认识照相机啊。
    所以你看我的作品,经常是用长镜头的,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我在干扰他们的生活,让他们不自在。可是这些人真好,特别朴实、厚道,他们有一种纯真的、对人的尊重和与生俱来的善意。我遇到过不少次,给某个人拍照,然后他追着我说要给我钱,照片不能白照啊。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拍过照片,觉得这是件特别荣幸的事情。
    还有一件事,让我不由得感谢命运也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也是在我的老家,我拍下了一个卖豆芽的人,他的样子跟所有那些出现在农村的集市上的人一样,表情很平静,但是看得出来,生活还是有些压力的。等我认真端详他,才发现,这不是我的同班同学吗?他曾经比我的学习成绩好太多了,可是眼前的他显得有些苍老,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样子了。我没敢跟他打招呼,赶紧就走了。一路上我就想,人生真是变幻莫测啊,如果我当年没有背着花包袱走出来,可能此时此刻站在那里的人当中也有我。每次这样想,我就觉得没有理由不努力,也没有理由不珍惜现在的一切,这是很多可能比我还有能力的人没有得到的。我只不过是运气好就是了。
    “我更愿意关注大多数人,更愿意记录那种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哪怕用几十年的时间,用大量的作品连起来,形成一个历史的线条。”
    安顿:我查过一些资料,纪实摄影在西方诞生的时候,基本的含义里面包含着一种证明、证据和见证的意思,也就是说纪实摄影体现着一种历史纪年似的文献含义,这里面也包含了对纪实摄影的真实性的界定。看过不少国内外摄影家表现中国人生存状态的照片,其中也有不少是表现贫穷、落后和苦难的。在《黄河百姓》中,我看到的更多的是表现这些人安宁、祥和的生活,还有他们的面容,几乎是很快乐的,至少是很平和的。从背景上看,物质生活确实不够发达,但是他们好像并不认为这种物质上的匮乏能直接造成他们的不幸福。
    朱宪民:我一直觉得,一个摄影家,最应该关注的不是少数人的生存状态,而是大多数人。在中国,确实有很多贫穷落后的地方,比如我的家乡。我开始一年又一年地沿着黄河拍摄生活在两岸的人们的时候,他们的生活环境的改变并不特别明显,这种情况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有了显著变化。过去没有电灯,没有火车,人们除了自己生活的小村庄之外最远也就到过县城,有些人连县城都没去过。当时整个国家的经济环境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些人的生活状态,就是广大中原地区农村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常态。当然这些年好起来了,农村也什么都有了,再也不是原来那种样子了,农民的日子也变得丰富多彩了。如果把这些年的照片放在一起,能从他们的脸上、表情里、衣着上、住的房子、村落的格局、小城镇的街道等等好多细节看出这种变化。这些照片反映出来的变化,就是我们国家和社会在经济上、精神文明方面最直接的进步的体现。这种变化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我觉得这是我理解的摄影家记录历史变迁的方式,也是一种对历史负责。
    所以我认为把眼光仅仅局限在关注贫穷落后和苦难无知是不全面的。一个摄影家,不能从主观的角度去设计你将要拍摄的对象,而是要抓住从你眼前经过的内容,记录你所看到的、最能表现现实的内容,这里面包含了纪录贫穷落后,同样也包含了纪录人们的快乐、纯朴、善良、勤劳,还有他们对土地的依恋、安贫乐道,他们在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辛苦劳作和改善生活环境的韧性和固执。也就是在批判现实的同时,发掘人性中的真善美。这样的立场才是客观的。
    说到这里我就想说我自己在选择作品出版时的一些感想。比如在我的家乡,夏天天气特别热,三十八、九度,人们热得受不了就光膀子。不光是男人光膀子,女人热极了也光膀子。没人会觉得有什么不文明,就是当地的一种生活习惯。我也拍到了这样的画面。但是,在挑选作品的时候,我把这些都放弃了。可能我从来没忘记过我是他们当中的一分子,我不愿意这样去表现他们的生活,也不愿意让看到这种照片的人说这个地方的人怎么这么不文明。我舍不得人家这么说我的乡亲。我最愿意表现的还是他们生活中的美好、宁静,他们的劳动,他们对家园的热爱和对好生活的向往。从《黄河百姓》中的照片,你可以看到农村的贫穷,同时也可以看到生活在黄河两岸的人们的质朴,还有农村生活中的情趣。你会发现这些人的面孔都是很善的,他们的生活都很实在。
    我也知道有很多题材可以让摄影家的作品在短时间内引起轰动,至少是吸引观众的眼球,一些特殊的题材,甚至是另类的题材,都有这种效果。我也不反对有人去记录这些,但我的追求不是这个。我更愿意关注大多数人,更愿意记录那种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哪怕用几十年的时间,用大量的作品连起来,形成一个历史的线条。这其实也是我愿意用30年的时间记录黄河人、中原人的日常生活的动机。

我是黄河的儿子,在黄河岸边成长,黄河岸边有我的家、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到现在,我母亲还在老家,春节前我去看她,再次沿着黄河走了很长的一段,拍了很多照片,我觉得每一次拍摄都和上一次不一样,都能感觉到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在改变,变得越来越好了。

    安顿:对摄影家来说,器材可以是一样的,面对的现实也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着眼点,出来的作品千差万别,其实这也是一种选择,一种带着主观色彩的选择。我觉得摄影作品有一个很神的特征,就是从不同的作品中,都能看出创作者的想法,不管这个想法是功利的、还是善意的、还是别的什么,都会被发现。
    朱宪民:纪实摄影家不能避免的一个问题就是立场的选择,你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和位置,决定了你将看到什么。这些东西最终会反映在你的作品中。
    我在拍黄河百姓的这30年中,唯一的一个立场就是,我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我尊重他们,也可以说热爱他们。因此我觉得反映他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是我的义务和责任。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回到故乡,见到黄河时的心情。我遇到一位老艄公,他的形象我再熟悉不过了,就像我的父亲,白羊肚手巾、黑棉袄、烟袋锅,这些东西都唤醒了我的记忆,让我回到17岁之前在家乡时的感觉,拍下他的时候我的手控制不住地抖了。我觉得每个艺术家都最终会找到自己最擅长和最有能力把握的题材,我能做的就是把这些在历史长河中没有机会留下姓名的普通劳动者的形象和他们的喜怒哀乐保留下来,让后人了解。所以我不会为了迎合某种观念或者某种口味来拍摄,而是把一点一滴的生活细节记录下来,形成一个黄河人的群像。当然也更不会带着先入为主的某种意念去歪曲他们的状态。
    其实从一个摄影家的作品,也能看出这个人的良心和品质。我喜欢的一个战地摄影家洛蒂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在战场上,一个士兵的腹部被打穿了,这个时候如果他抓起相机按下快门,肯定是一张非常难得、非常有冲击力的照片,但是他没有,他撕开自己的衬衫给这个士兵包扎。他失去了一张千载难逢的照片,却挽救了一个年轻人的生命。这也是一种选择。在关键时刻,你是选择做人的良知,还是选择职业上的功利?这对每个人都是一种道德考验。所以洛蒂曾经提出一种说法,就是不要拍摄那种可怕的好照片,这个意思很深,值得每个从事摄影工作的人思考。
 
“我不过是一个作为摄影家的手艺人。”
 
    安顿:《黄河百姓》的卷首有法国摄影大师布列松给您的题词,“真理之眼,永远向着生活”。布列松一直是深入到普通人当中去捕捉精彩的、带有历史性的瞬间的摄影家。我觉得他这句话是写给您的,也可以理解成是写给所有从事纪实摄影的人。
    朱宪民:布列松的作品和他的创作态度给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的题词对我也是一种激励和要求。
    说最实在的话,别人在介绍的时候,总是会说,这是著名摄影艺术家某某,但我从内心深处从来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艺术家的位置上。摄影归根结底是一种手艺,一种技术,掌握了这门技术,你可以用它来观察和认识社会,可以用它来记录历史,和每一个承担自身功能的行业一样。大半辈子和摄影结缘,我很欣慰的是我一直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去记录普通人世界中的世态民俗、民风民情,还有那些人各具特色的性格,因为我能敬重他们,能融入他们,所以我才能理解他们,然后表现他们。怎么才算是永远向着生活?首先你必须要融入生活吧?这样说起来,我不过是一个作为摄影家的手艺人,和每个普通劳动者一样,尽了我的力量去做了我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评论界的声音:
 
    法国摄影大师布列送给朱宪民先生的题词:真理之眼,永远向着生活。
 
    ……朱宪民的人物作品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艺术手法,不仅真实自然地反映了人民的喜怒哀乐并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他要通过自己的镜头去刻画这个时代并把人物真实可信地记录下来,留给后人。……朱宪民的人物摄影喜欢用黑白来表现,把纷杂斑斓的彩色世界化为简约抽象的黑白灰的组合。在这个天地里,他出色地调动了各种造型因素,来表现他所强调的人物情态、性格和环境气氛,以及某种象征意味。可以说他的黑白人物作品具有他自己的艺术个性和个人风格。——著名摄影家  袁毅平
 
    ……翻开大作,灵气扑面而来,人生百态纷至沓来,惊奇您的瞬间真实又寓意不尽。在刹那间让我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在方寸的画面中浓缩了如此多的诉说,意境又极深远。多的话我也说不出,非“感动”二字可形容的。我想,艺术之为艺术,大概就应该是这样的吧!——著名作家  张贤亮
 
    ……(朱宪民先生的作品)不同于我们摄影界已然面世的林林总总的许多摄影作品集。从地域上讲,它不限于一城一池,一乡一村;从题材上讲,它兼顾城乡甚至反映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内涵上讲,它有唯美的作品,也有求善的作品,但更多的是纪录真实的作品;从风格上说,它有激越的,也有平和的,有复杂含混、深不可测的,也有清澈见底、纯如童眸的;从文化概念上讲,有关注政治事件的,也有聚焦经济生活的,当然更多的是纪录世俗、反映民情、展现时代的风情画卷。但无论这些图像的内涵是怎样的丰富,甚至是复杂,反映到朱宪民的图像语境上都有他鲜明的个人语汇--那就是博大、厚重、深刻。在这里,你看不到猎奇、也看不到狭隘、更看不到那种急功近利的夸张和不择手段的捕捉。他宛如一位曾经沧海,阅尽世态炎凉的智者,从容地面对镜头前的一切。似乎也可以说,这或许就是前面提到的那种人文学者梦寐以求的极致境界。——摘自巩志明作品《朱宪民论》
 
 
原载于《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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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eopmdy

《作为摄影家的手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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