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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启正 理直气和

发表日期:2006-10-07 摄影器材: 点击数: 投票数:

 

   他曾是代表中国声音的新闻官。他把说话变成了艺术,无论是在国际交往,还是在私人晤谈中。他把自己从前的工作定位在“向世界说明中国”,是“说明”,而非“宣传”。交流的艺术,在他看来,有一个比“理直气壮”更美好的境界,那就是——理直气和

   采访/安顿
    采访时间:2006年2月23日
    采访地点:国家外文局
    赵启正:男,1940年生于北京。1963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核物理专业。曾在北京核工业部第二研究设计院、航天部上海广播器材厂工作二十年。曾多次荣获上海市和航天部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称号,并获三项发明专利。历任上海市工业委员会党委副书记、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上海市副市长兼上海浦东新区党工委书记及管委会主任。1998年调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现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

  语言是一个人思想和性格魅力的名片

  安顿:您的“演讲谈话录”和“沟通艺术”两本书,加起来60多万字,涉及国内和国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很多方面,一些特殊的读者很感兴趣。读者买书,买的是知识、见识、思想和技能,您认为您的书给这种阅读目的性很强的读者提供了什么?

  赵启正:这两本书是我多年来做对外宣传工作的一些演讲、谈话的汇编。你说有多么丰富的学识和多么深刻的思想包含在里面,我真是愧不敢当。如果说对非涉外领域的读者也有贡献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在于我通过对这些年工作的“取样”,提供了一种交流的方式,这种方式也可以简单地称为“对话”。即使你的工作完全与宣传无关,提高对话水平也是好的,对话至少是一种推介自己的思想、让外部世界了解自己的重要方式。

  人说话都有目的。最简单的,表达一种要求,比如“我要喝水”;更深一层,是要影响对话者,比如“这部电影非常好看,我看了(希望你也看看)”;更加深入的是,表达一种不同意见,比如“这本书好看,但是存在一些缺憾”……这样看起来,至少,说话是要为了让别人、让社会知道我在想什么、是怎么想的。甚至于,我面对你哭一场,诉诉苦,得到一些安慰,这也是一种目的。很难想象一种没有目的性的语言是什么语言。

  我个人喜欢能够互动的对话,就是在说话的过程中,对话双方可能存在很多文化、认知上的差异,这不仅没有关系,而且有益,对话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些分歧,达成共识,至少是实现一种信息的交流,促成彼此的了解。国家与国家、个人与个人之间都是这样,只有互相了解之后,才有可能更深一步地达到彼此理解,或者达到彼此减少误解。我的工作是和外国人对话,帮助他们了解中国,向他们说明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和现实情况,这些,需要通过和他们对话才能完成。具体到日常生活,最简单的例子,一个大学生要找工作,他需要和用人单位之间进行对话,需要告诉对方,自己学过什么、实践过什么、有什么工作上的追求、有什么经济上的要求、自己还有哪些潜力……这些自己不说,别人怎么知道?如果这个人很善于表达,在说话过程中能够打动对方、给人留下清晰的印象,他是不是就会在竞争中更有优势呢?当然,这种介绍的前提不是“忽悠”,而是诚恳、务实的。

  语言很有力量也很神奇。有时候简单的话能在瞬间把不同的人之间的距离拉近。我举一个例子。伊朗的一位部长有一次在上海洽谈购买中国机车。本来这不是我负责的项目,有个场合需要我说点儿什么。我说伊朗的留学生在美国功课很好,和中国留学生一样好,也就是说,我们的合作是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是聪明人和聪明人的合作,一定能取得成功。对方当时非常高兴,觉得我们在谈判过程中不管有什么分歧和疑虑都是可以解决和商量的,因为大家的目的相同,就是促成合作。我这不是“忽悠”对方,我说的是实际情况,是他和我都了解的事实,因此我们才能深有同感。

    其实对话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也是特别明显的。朋友交往也不能没有语言,对不对?高雅的朋友之间,语言也高雅。“只做不说”和“多做少说”有时候会留下遗憾,因为你的亲人并不总是在看着你的。所以,有些事情,特别是一些关键性的想法,应该学会表达出来,一方面是让别人知道你的想法,另一方面也是给别人机会表达不同意见。

  在特殊的场合下,沉默是有力量的,我不否认,但是,语言也确实有它独特的妙处,语言是一个人思想和性格魅力的名片,会讲话、讲真话的人,是很可爱的。

  要想让人认识维生素C,最好的方法是给他个大苹果吃

  安顿:每个人的政治敏感度是不一样的。我在您的作品中发现,您好像是个很感性的对话者,抛开大段的政治理论论述,您通常会拿出一些比较家常甚至是比较温暖的小故事来作为例子,补充到相对枯燥的论述当中。这是一种交流的技巧吗?

  赵启正:我不喜欢用“技巧”这个词,我喜欢说真挚,真挚是深度沟通的前提。

  我做外宣工作这么多年,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经常遇到词不达意的时候。即使在我们中国,时代不同了,一个词的变化还会很大,更不用说中文和外文之间翻译上的差异。比如说,“鼓吹”这个词。现在一说,是一个含有贬义成分的词,但是在50年代就不是这样,郭沫若先生写过一首诗,就是《为第一届全运会鼓吹》,那时候这是个好词。再比如说,“宣传”,这个词我们用了这么多年,在中文里面,完全是一个很好的词,但是在英文中,人们找不到能够完全对应来解释它的词。人们一直沿用propaganda这个词,中国人这样翻译,外国人也这样翻译,但是你去翻一下字典,马上就会发现,在这个词前面有一个小括号,写着“贬”,是贬义词,有强词夺理、强加于人的意思。所以,我就不用这个说法,我不说对外“宣传”中国,我说是“说明”。也有一个美国的《领导者》杂志说赵启正是在“向世界呈献中国”(PRISENTINGCHINATOWORLD),大概意思是说赵启正把中国的实际情况讲给外国人听,呈献一种真实,也比说英文的“宣传”好。类似的例子很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词不达意的时候。本来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之间是存在文化差异的,再加上词汇的使用不恰当,误解会越来越多。

  我明白你说的感性起点。我觉得那其实是一种情感交流。词不达意,解释起来很困难,什么是人类共同的?感情,感动。我觉得讲故事、讲好故事是一种沟通感情的方式,人与人共同的感动能化解很多矛盾,有助于形成共同的认识。举例子来说,有一次,在美国,和二战援华老兵以及他们的亲属座谈,我的演讲也是一次和他们共同回顾历史的过程。我讲了1943年在中国牺牲的一位24岁的美国军人吉米·福克斯的故事,他本来可以成为一名好丈夫、好父亲,可以有幸福的爱情和家庭,但是,他到中国来,并且在中国牺牲。这是中国和美国人民在历史上的友谊见证之一。接着我又讲到了“9·11”时,在场的一位中国裔小伙子曾喆,他不是急救人员,但他一直在帮助别人,直到最后牺牲。纽约州长称他是“真正的英雄”。我讲这两件事,在场的人都非常感动,他们会很自然地意识到,不管还存在多少障碍,中美两国的人民是可以非常友好的。这个结论不用去说出来,在场的人都能感觉到。这个判断是他们自然产生的。这也可以说是感性起点带来的理性高度吧。

    再比如,奥地利总统托马斯·克莱斯蒂尔先生1995年10月来上海访问,我陪同他专程去虹口当年欧洲犹太难民聚居区参观。他说,当年奥地利对不起犹太人,参与了对他们的迫害,使他们避难来到遥远的上海,是你们救助了他们,所以今天我要来这里表示衷心感谢。他说着就流下了眼泪,当时天空突然下起了雨。他与周围的中国群众热情握手,情景十分感人。克莱斯蒂尔总统还给我讲了一个有关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故事,而我则告诉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我们这种交流,完全是感性的,是自然而然的,可是我们最终达成的共同认识是理性的。

  我有一种很土的说法,是说你要想让人认识维生素C,最好的方法是给他一个大苹果吃。想想看,反复去讲维生素C对健康的好处,再从苹果中提取维生素c做成药片,别人能爱吃吗?可能也

  会吃下去,但很勉强,也未必能有好的效果。但是,你如果给他一个真正的苹果,那就不一样了,他会很愉快地吃下去,并且津津有味地记住你说的苹果的好处,因为他确实感觉到了。向世界说明中国,其实也是拿着一个个我们自己的大苹果请外国人尝尝。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是这样,个人与个人之间,仍然是这样。

  如果说理直气壮是自信,那么“理直气和”就是自信加从容

  安顿:在大多数人印象中,作为代表政府形象的新闻发言人总是免不了给人能言善辩的感觉,好像这是这类人第一要具备的优势。但是,从您的说话、写作来看,并不是这样,没有逼人的气势,还挺温和的?

  赵启正:我是个挺容易激动的人,但我不极端。

  作为新闻发言人,我觉得仅仅能言善辩是不够的,很多时候,外宣工作并不是一场接一场的大辩论,而是需要有耐心、有自信心、讲艺术、有步骤的一种非常务实的说明和介绍。这里面其实也包含了很强的科学性和逻辑性,需要有一些历史、文化知识。

  人们说当人特别自信、特别有民族自豪感的时候,就会理直气壮。我觉得不错,但是,这么多年工作下来,我发现还有一个境界,就是理直气和。如果说理直气壮是自信,那么理直气和就是自信加从容。

  还是举例子来说。2000年9月,我在新闻发布会上驳美国的《考克斯报告》,谈到这份报告暴露了严重的种族歧视。有位记者问我为什么这么说,根据是什么?我回答说:“美国掌握先进的核弹头技术,共做了1030次试验,中国只做了45次就掌握了。《考克斯报告》中说为什么会这样,必定是‘偷’了美国的技术。在考克斯先生看来,中国人不可能那样聪明,只能是靠‘偷’。这不是种族歧视吗?没有经过美国的法律程序,考克斯先生就指名道姓武断地说某位有中国血统的美科学家是间谍或有间谍嫌疑,这不是种族歧视吗?”我又补充了一个比喻:“这位赵先生(我自己)有一副很好的眼镜,极其漂亮、精巧,镜片是树脂的,并且是多焦的,镜架是镀金的,这是事实。推论是,赵先生有这么多钱去买这副眼镜吗?他是‘偷’的。这么精巧的工艺中国人做得来吗?也是‘偷’的。但赵先生的眼镜很好是事实。那么,赵先生大概是既‘偷’了钱又‘偷’了技术!”

  还有一次,是1999年,谈到美国“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我说:“皮克林先生解释说美军误用了3张地图,都是旧地图,正确的一张也没有用……据我所知,确定轰炸目标应用遥感地图。除了使用旧地图以外,皮克林先生解释说,还有一系列的因素导致这次中国使馆被炸……发生错误的概率是偶然的。比如掷‘骰子’,六面之中出现某一面的概率是1/6。用3张旧地图就是3个‘骰子’同时出现一个面,这种概率是1/216。再加上其他十几个错误,就是十几个‘骰子’同时出现了同一面!概率论告诉我们,这种概率几乎是零。”

    我是学理工科的,做科研工作20年,我注重逻辑的合理和论据的充分,我觉得不管是国际间的对话还是个人之间的交流,说道理一定要有依据,有了依据,心底踏实,娓娓道来,并不会因此缺少气势,反而能更显出表达的语言背后的巨大“潜能”。

    看到同学、同事中有些人已白发苍苍,这时我才在心里一想:我也老了吧?

  安顿:我们最后落一个“俗套”,想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家世背景、朋友圈子和个人生活,不方便说的可以不说。

  赵启正:没什么不方便,看来需要赵启正说明一下自己。

  我的家世很简单,父母都是研究物理学的,兄弟都在大学教书,只有我后来变成另外一类。我父母因为热爱自己的专业,也就影响了我们学习相同的东西。我时间分配得不好,在科技专业上花的时间多,文学书读得少,那时读书也很有“时代特色”,除了中国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外,是那时候流行的《青年近卫军》、《牛虻》等等。

  我的朋友很多。我觉得朋友在一起彼此贡献的是思想,否则人生多么孤独。

  在我的书里,有一封信,就是哀悼一个好朋友的,叫《夏威夷花环》。戈登·劳先生是一位美国律师,他一直致力于发展美中两国民间的友好交往。我们去美国,他特别热情,精力消耗、金钱花费,一概在所不惜。但他又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对朋友才慷慨大方。我们离开美国,他赠送给代表团每个人一只巨大的夏威夷花环,是他们全家用了一夜的时间制作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成了好朋友。他曾经送给我一张他在45岁时舞龙的照片,说那是他最后一次舞龙,因为一个老太太说,这个老人舞龙很棒。他不喜欢别人说他是老人,很沮丧,从此就不舞龙了。到他去世的时候,我的一个愿望没有实现———我一直想拍一张我舞龙的照片给他,告诉他,我们俩同龄,我们还不老呢。

  说起来,我一直不觉得我老。只要和孩子在一起,你就会觉得自己的心态还很年轻。可是,这两年,我遇见我过去的同学、同事,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白发苍苍了,这时候我才在心里一想:我也老了吧?

 

原载于2006年3月20日《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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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eopm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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