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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文化的病态与腐败(二)(选载)

发表日期:2006-12-13 摄影器材: 点击数: 投票数:
“脸面”文化:金玉其表 病态荣耀

2005年1月21日,某市有关部门“为整治市容环境”,对街头流浪乞讨人员和精神病患者实施收容遣送。事后有人发现 ,被“收容”者既没被送往救助站,也没被遣送,而是被扔到了邻县的荒郊野外,并导致其中5人失踪、下落不明(《中国青年报》)。有关媒体惊呼“形象工程开始‘吃’人了!”人们常说“形象工程害死人”,但其“害死”的“死”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而非真正的死去。但此次收容事件却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形象工程真的会害死人。

本事件的后续报道中有更令人惊呆的“报料”,原来此种“抛荒”行径乃当地相邻两县“习惯性”做法。每当上级或有关部门检查、考察到A县时,A县便将“影响市容的人”抛至B县,而等检查组到了B县,B县又将同样的人抛至A县。如此抛来抛去,便双双文明、个个先进,只不过花俩“抛荒”车费用,多爽!

负有救助之责的部门却将需救助的对象抛之荒野,我辈平民百姓是不能理解,但在当地领导看来,这些流浪者和精神病患者露宿街头,衣衫褴褛,肮脏不堪,实在是太影响市容。而影响市容就是损本领导大人的脸面,领导大人的脸面与弱残群体的生存孰重要?显然不言而喻!所以,服务于民的行政力量,当然该将这些人抛活尸于荒野了。

形象工程就是面子工程,是机关脸面文化的一个表现形式。当官要当出水平来才有面子。所以,一些地方领导就期望用城市的变化来美化自己的政绩“脸面”,所以,偌多的“亮丽工程”、“夜景工程”、“德政工程”、“民心工程”便遍布咱中华锦绣大地。革命老区的某市领导为“提升城市品位”而“大干特干”的“建设发展龙头经济的形象工程”——东方广场,稍后不久即变成了“撂荒广场” 、群众“免费练车场”。 这项工程因挪用国债资金、挤占安居用地而被列入了“审计名单”;中原某县新上任的县委书记为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创造出令上司刮目相看的政绩,号召全县人民来个“大灯光工程”,要求县乡镇政府所在地一律路灯“亮起来”。每个乡镇投入百姓白花花十来万后,路灯果然亮了起来。只是,大部分乡镇政府所在地的“城市”,人烟太稀少,每晚虽然有千把元电费的路灯照着,大街上也找不着几个人; 江北某山区贫困县县委书记的“十百政绩工程”更绝,他决心在全县创立“百亩油菜”、“百亩百合”、“百亩食用菌”……,总共十个“百”的“工程”,你乡油菜、我乡天麻,这边绿油油、那边黄橙橙,整齐划一、步调一致,要多气派有多气派。于是,该县公路沿线的乡镇掀起了空前的砍树行动,统统的“百里长廊”;有个市委书记的“德政工程”是“一节一会”——节节开花,多高明!书记发了红头文件,原打算一年一届地办下去(不知是否打算直办至上级领导进一步提拔其为止),只是轰动过了头,两届办完后,书记得到的不是升官而是“下课”,其伟大的“德政工程”便也听到了下课铃;中国有个县又穷又没知名度,新上任的县太爷便决定,请会唱会跳的大腕们前来助阵,办一个在全国都叫得响、响当当的“艺术节”。于是,全县每个吃财政饭的人捐款400元,当然,为了不给广大干部职工添麻烦,就由财政部门直接从工资中收得了;做小生意的“大款”们呢?反正你们钱多得用不完,就由工商、税务、卫生、城管几家执法部门服务到家、上门受捐好了。

建设部官员于2004年9月25日透露,中国662个城市、2万多个建制镇中,约有五分之一的城镇建设存在“形象工程”。建设部城建司一位副司长说,由于一些城市长官意志严重,不按科学态度搞建设,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仍较为突出。宽马路、大广场、豪华办公楼等,无论在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他举例说,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一个5万人口的城市,却要修能容纳6万人的大广场的笑话(新华网)。

“ 600多个城市、2万多个建制镇的五分之一”是个什么样的概念?这似乎是个并不复杂的算术题。谓形形色色的“工程”为“德政”、“民心”、“阳光”,那只能是善造“工程”者自己的说法,德政、民心、阳光与否,民众心间自有一杆枰。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全国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会议上说,要通过审计和科学评价,揭露做表面文章、搞短期行为,盲目铺摊子、上项目,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行为(2004.12.01.《中国青年报》)。

为什么那么多官员热衷形象工程?说穿了就是他们从根本上忘了自己“人民公仆”的身份,他们的眼光只向上而不向下,他们只想做官的脸面而没想过做官的职责,以致他们的脑子里很少考虑到要造福一方,想的总是怎么样为自己的仕途增加筹码。所以,他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总想弄出点响声和动静。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当官人的政治生命是有限的。所以,再会当官的人也终有一天会从官位上退下来。位子虽退,但“做过官”的“面子”绝不能“退”。于是,一些为追求“不朽”的退职官员乘自己不活着就将大名刻在了石头上,从而为新时期的中国,创造了一种叫“活墓”的靓丽风景。

几年前,有一个知名企业家在国家某森林公园内建家族豪冢。此事被披露后,招致一批“退下来”的官员们的愤慨:你有俩钱算什么,你当过官么?谁不知道本大老爷是做过大官的?于是乎,一些离退体机关人便上演起“建活墓”这出大戏。

“美德良操百世铭,勤政廉洁两袖清。”这是一幅特别的对联,是篆刻在一座人未死墓已成之活墓墓碑上的对联。墓主人还不到60岁,退休前任某区人大主席(2005.5.16.《重庆晚报》)。碑上还详细刻录了墓主人的经历、曾经担任的官职等,连曾是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五次进京开会等都记录得一清二楚。

构建活墓并非个别官员心血来潮之举。而是,活墓 现象已在一些地区成为“风俗”。西南某地的“极品”活墓分为男墓和女墓两处,墓穴、天井坝、围墙、海坝、绿化带、堡坎、专设电线、地下管网等竟一应俱全。

官员热衷造“活墓”,是一种病态的荣耀感在作怪。这种病态的荣耀是机关脸面文化的另一种体现:现在虽然退休了,但好歹我也做过几天不大不小的官。官是什么,官是管人的,是“人上之人”。这点,世人岂能忘?就是在这种“永垂不朽式”病态荣耀观念的支撑下,一座座刻满主人“光辉业绩”的活墓诞生了。

形象工程的泛滥和活墓现象的突起,从两个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一个相同的问题:中国机关人骨子里深藏着一种病态、恶俗的脸面情结。中国人特讲究面子,“人是脸,树是皮”、“人生一世,不吃馒头也要争口气”,做事处世,最忌抹其“面子”。这种脸面情结到了做官的份上,凭借“官”与“权钱”的亲密关系,又得到了新的更大的长足的发展!古之读书郎十年寒窗一朝金榜题名,便大轿侍候招摇过市,尤其还要以“机关人”身份衣锦还乡炫耀一番。且,还乡也是轿夫抬回去的,官阶不同抬轿的人数和仪仗也明显不同;今之机关人岂敢背负忘本之骂名?于是,级别不同,*股底下轿车的档次也显然不同,警车开道的气势也截然不一样。眼下机关中有“妇科病”、“处女病”等流行语,那是一些为“副科”、“县处”职级而烦恼的机关人的“自嘲”。以致,“你的妇科病治好了吧?”之类竟成了一些机关人见面时的问候语。丑乎?绝对不!“你这段时间在忙乎啥?”机关人会理直气壮地回答“还不是老毛病,胡子都跑长了,这处女病还没治好。”

脸面文化在机关的盛行,衍生了“注水”政绩、“假大空”;衍生了“少栽刺多栽花,你好我好乐哈哈”、“上级对下级哄着护着,下级对上级捧着抬着”;衍生了“雷声大,雨点小”、“领导下乡搞调研,忽悠忽悠派头大”……最后,脱离实践、脱离民众,损害国家、祸害社会,“干部出风头,群众吃苦头”!

“官本”文化:权力崇拜 官僚主义

2001年9月26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指出“官僚主义已经成为影响我们事业发展的一大祸害”。同一时刻,国家最高领导人又特别指出“官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封建社会形成的‘官本位’意识。”这,既说明党和国家已深刻认识到官僚主义的危害,又说明党和国家治理官本位的决心,同时何尝不又说明官本文化在中国机关的泛滥程度?

官本文化就是“官本位”意识,是指机关人以官为本,一切行动以为了做官为出发点,把做官看作人生最高价值目标追求,以官当的大小来评判人生价值的大小。同时,认为官是管民而非服务于民、认为官总是高人一等。官“官本”文化的价值取向导致了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行为和各种官僚主义现象的发生。

“官本”文化在中国现阶段仍很“流行”、仍很有“市场”。山东某市委组织部2003年的一次调查表明,80.6%的被调查者认为职务晋升是对公务员最有激励效果的因素。吉林某市委组织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某单位达到条件的干部中有70%不愿意从副职领导职务改任正职非领导职务。而日常生活中,则更有大量生动的官本文化让我们时时遭遇。

本人曾写过一篇《喊官》的小品文,发表后多家媒体转载,有读者说“你真能搞笑”。其实并非本人想“搞笑”,而是机关人自己爱“搞笑”。中国机关中的“干事”是什么?干事是具体干事之人,就是那种没官位的机关人,但现在居然成了一种“官”,喊者亲热、应者坦然,连电脑都知道——不信,你打词组试试看;称司机为师傅本是一种尊重,但现在不行了,要喊司长,带长才气派、才与时俱进嘛;最有味道的是喊“常委”、喊“党组”。众所周知,“常委”和“党组”并不是官职,但表明某人是领导班子中人。只因某人实际的官职并不能说明其乃“领导班子中人”这一重要无比之处,是故,机关人也就干脆直呼其“常委”、“党组”了;最幽默的是,自穿开裆裤就在一起“过家家”的主,若其中某人官升一级,其他机关人立马就会改口呼其官衔而不名。为此本人曾写下“机关小小又大大,科长局长随手抓。同事相识十余载,两呼官衔乐哈哈”的著名诗篇……咱中国实属当之无愧的文明古国、大国,别看你西方人有俩臭钱,仅就称呼来看,你们喊人都那么简单、乏味,除了喊你的亲戚外,其他人不是“先生”就是“女士”,好象这世上人只分男女,尤其对当官的包括总统竟然也如此喊,竟然不知官衔是这世上最最礼貌、最最尊崇的称呼,真没文化、真没“底蕴”!

喊官和称呼只是中国官本文化一个最表象的层次,官本文化的核心是官僚主义。有一个叫胥敬祥的中国人,13年前被以杀老婆的罪名关进大牢,但胥一直喊“冤”。13年后,其“被杀”的老婆居然又“活蹦乱跳”地来到这世上。而当年办这个案件时,公检法各环节的办案人员中均有人提出“证据不足”。“证据不足”是什么意思?就是案子有可能搞错了。既然不仅被告人喊冤办案人也认为有“搞错”的可能,为什么胥还被送进了大牢呢?说穿了就是,在真正有决定权的人的眼里这种人命关天的大事也是芝麻大的小事,他根本就没认真去听办案人员的理由,更甭说去听喊冤者的理由了,他关心的只是自己的位子和政绩,当我的政绩和位子需要你坐牢时你就得坐。据说当时就是因案子证据上有“缺陷”,最后由当地政法委“定”的。政法委是干什么的?政法委有“定”案子的权吗?当然有,因为政法委书记通常是“常委”,“常委”是多大的官?“常委”可是比有办案权的公检法的三个“长”都大“半级”的大官!“独立办案”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小官还能不听大官的?当然,这个案件也不一定就是官大半级的书记“拍板”的,我们当百姓的可不能也信口冤枉好人。只是,人们不能不想是,假如当地公检法、政法委以及“有关部门”中的一个、哪怕是只有一个在某环节上具有决定权的人“顶真”(其实只不过是履行一下应尽之职)一下,多想一下案子少想一点位子,胥敬祥这个普通百姓就绝不可能13年大牢,更不可能家破父母亡。13年啊,是多少个日日夜夜?是多少个冤申无处而不是罪有应得的日日夜夜?可怕是,这样的事并非偶然的个案,仅几年前,湖北一个姓孙的大学生枉死的前前后后,与胥案多么的惊人相似。

官本文化的实质是官重民轻,官尊民*,官为本位,民为末位。中国官本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国,“官”的价值不是可以用钱来衡量的,在某些机关人心里,与某等级大官握一次手、合一下影……都是莫大的荣耀,若有此等机缘,纵千金也不换。

在官本位意识的支配下,一些机关人把做官、做高官作为人生信条和行为取向。在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有了官位就有了一切等意识的支配下,一些机关人明哲保身,对工作推诿扯皮、敷衍塞责、专做表面文章,对群众呼声漠不关心、看领导眼色行事。以致至今机关中仍流行“厚黑学”、仍不乏权术“阴谋”,官员不作为、腐败渎职甚至浮夸堕落、草菅人命现象仍时有发生。

官本文化又催生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利益交换;催生了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催生了权利寻租,吃拿卡要;催生了文山会海,喧嚣浮躁。

有一个颇具典型“意义”的例子:某机关工作人员因随意殴打人而被围观群众“包围”后,见事不妙,立马声明是“国家干部”。为什么他会以“公务员”身份来吓唬围观群众?应该是他多年观察周围社会环境而获得的社会经验的体现,想必他经常看到有机关人(或者包括他自己)依仗各种特权横行霸道而不受制裁,情急之下便本能地喊出了自己的身份。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缔造新中国时就强调,共产党人当干部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革命;我们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惟一宗旨。但是,今天的某些共产党员包括一些领导干部根本就没有这些意识,而是“官本”意识浓,为了升官、保官,呕心沥血、不择手段。

人们都明白,不管从什么角度看,代表国家履行社会管理和服务功能的“机关人”在现代社会都是不可或缺的,赋予其相应的权力也是必然的。只是,为官者的一切言行都应当以民为本,而非官为本。权力本身具有两重性,既可用来为人民服务,也可用来谋取私利。唯树立民本意识,国家机关才能清廉、高效。



腐败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腐败已成为制肘中国改革开放、社会前进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题。

腐败尽管是全球性问题,但各国的腐败情形、腐败程度并不一样。

新中国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异常注重反腐败,毛泽东、邓小平、****、***等都有重要论述。他们用战略的目光把反腐败斗争提到“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对待,并根据中国国情和反腐败斗争具体形势,作出许多重要指示和决策。

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发生于国家机关和机关人身上,有其多方面、多层次的原因。腐败形势的严峻性也引起了学界人士的关注。政治学认为腐败关键在于权力的滥用;社会学则认为腐败是因社会转型时期新旧体制的过渡,造成了不同的利益主体的利益失衡,进而导致公职人员以权谋私;经济学说则强调“权力寻租论”,认为腐败是公职人员优先占有权力资源而寻租。本人并非社会科研究人员,只是以一种“直觉”认为,各国腐败情形、腐败程度之所以不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各国的文化存在差异性。

中国许多地方都有新婚“闹洞房”的风俗,此时此刻你尽可以“调戏”新娘甚至“伴娘”,而除此之外的日子你若胡乱招惹女子可得当心;对一个并不熟悉的女性说“亲爱的,你真漂亮”,西方女性听了会笑逐颜开地“谢谢你”,中国女子则脸挟寒霜怒斥“流氓”……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文化”人类的影响具有潜移默化的深刻性,它时刻在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这种影响它对机关人这个特殊群体也毫不例外。就拿公款吃喝来说,许多比咱中国富得多的国家为什么不如此大吃大喝,那是因为他们的脑袋瓜里有着乱花纳税人一分钱都可耻的意识;中国机关人虽大手大脚花公款,却鲜有偷盗者,为何?因为中国一些人认为能花公款是本事而做小偷却是下三滥……这些,都无不说明文化影响人类行为的巨大张力。

尽管中国有着灿烂的二千多年的文化底蕴,但是,文化自觉的缺失在今天的中国依然存在。对此,中国机关人这个群体也别无例外。

文化自觉,就是在一种特定文化环境下,某类人对于特定秩序遵守的自我约束能力。《检察日报》于2003年3月4日,曾专文介绍刘丽英关于腐败成因的观点。这位素有“铁娘子”、“黑包公”美誉的中纪委原副书记认为,中国干部腐败存在“价值观严重扭曲、肆意践踏民主集中制、廉洁自律流于形式、监督机制存在缺陷、干部制度(任命)违反组织程序、政府管理体制不健全”六大原因。细嚼这六大原因,你会发觉,至少前三条都是文化层面上的因素。

病态机关文化实乃腐败的温床。

病态文化下的行为虽并不一定都是腐败,但病态文化确容易催生腐败。

铲除腐败,必先铲除病态机关文化这个土壤。

作者:远帆无忌

《机关文化的病态与腐败(二)(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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