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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论人的灵魂和德性 · 城邦的幸福(续)

发表日期:2011-08-30 摄影器材: 点击数: 投票数:

具体地说:(a)在立法学方面。“我们必须首先有一种亲近德性的道德,一种爱高尚的事物和恨卑贱的事物的道德。但是,如果一个人不是在健全的法律下成长的,就很难使他接受正确的德性[在第三题4条(3)款后段我们说过,法律的本质就是责任化的道德]。…青年人的哺育与教育要在法律指导下进行……成年后还要继续这种学习并养成习惯。…所以有些人认为,一个立法者必须鼓励趋向德性、追求高尚的人,期望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公道的人们会接受这种鼓励[——德治];惩罚、管束那些不服从者和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并完全驱逐那些不可救药的人[——刑治]。”

 

作为表达着某种实智与努斯的逻各斯,法律具有强制的力量。…

由于以前的思想家们没有谈到过立法学的问题,我们最好自己把它与政制问题一起来考察,从而尽可能地完成对人的智慧之爱的研究[哲学研究的最高境界之一,就在于为自己立法](同上书1180a20-241181b11-16

 

“最好是有一个共同的制度来正确地关心公民的成长。如果这种共同的制度受到忽略,每个人就似乎应当[以私人法则(比如家法)、社团制度等方式来]关心提高他自己的孩子与朋友的德性。”细分一层,法律和制度也有区别。“有好的法律才能产生好的制度。法律不论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都没有什么不同”,最终要服从努斯的最高的自然法。但制度则可以“个别情况个别对待”。(b)在行政学方面。是否“政治学与别的科学和能力的情形有所不同?因为,在别的科学和能力方面,传授能力者,如医师和画师,同时也是实践者。但是在政治学方面,声称教授政治学的智者们从来不实践[行政]。从事实践[行政]的是政治家们,但他们所依赖的是经验[实用]而不是理智[理论]。”这种情况到21世纪也没有完全改变,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想至今尚未实现。究其根本原因,我们说是由于政治学的主体是人民,主题是民主;可是一向以来,行政学的主体却往往是官员,主题常常是权力;当一门从属性的科学不能摆正它自己的位置时,就算是再高明的智者也无能为力。那些抛开政治的本质而只顾实用行政的人,割裂了作为放大的个人(国家)与作为全体的个人(人民)之间的主体同一性,“把政治学看作修辞学或比它更低……认为立法就像把以往的名声好的法律汇编在一起那么容易”。而对于这样的结果,那些以追求政治的本质为己任的哲学家,当然也应该负上部分责任。这些对行政学所做的批判主要是我的阐发,但我认为它是的确隐含在亚里士多德与智者派(现象论者)所做的辩论中的:对于他们的辩论,我无意去做出所谓“理论应该联系实际”这种其实适用于所有各门科学的表面评议)。(c)在司法学方面。“同样,那些法律与政制的汇编对有能力沉思、能判断孰优孰劣、懂得什么与什么相配的人有帮助。那些没有这种品质的人阅读这些汇编也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按照我的解读,这就是说规律、法则、法律总是存在的,而司法正义的根本就在于使之合乎努斯。“我们将根据所搜集的政制汇编,考察哪些因素保存或毁灭城邦,哪些因素保存或毁灭每种具体的政体;什么原因使有些城邦治理良好,使另一些城邦治理糟糕。因为在研究了这些之后,我们才能较好地理解何种政体[以及何种法律、法则]是最好的,每种政体在各种政体的优劣排序中的位置,以及它有着何种法律与风俗。”这就是说,最终不是法律服从城邦的政制,而是政制服从努斯的法律;司法学在狭义上隶属于政治学,在广义上则含盖政治学。(参阅同上书第十卷9章)

归结之。“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个别或私人层面的]共同体的[全体或公共层面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在表面上是人的至善,但在本质上则包含了神的至善于自身之中]。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即,政治共同体并不仅仅是范围较大的共同体,而是在本质上追求神的至善——平衡各种共同体(结合了物与人、调和着他人与自我)——的完全的(代表或实现了神的目的的)共同体。她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天生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为了得以保存而建立了联合体……[从家庭到村落;然后]当多个村落为了满足生活需要,以及为了生活得美好结合成一个完全的共同体,大到足以自足或近于自足[所谓‘自足’,就是成为‘完全现实’]时,城邦就产生了。如果早期的共同体形式是自然的,那么城邦也是自然的。因为这就是它们[前一种“自然”]的目的,事物的本性就是目的;每一个事物是什么,只有当其完全生成时,我们才能说出它们每一个的本性,比如人的、马的以及家庭的本性。终极因和目的是至善,自足便是目的和至善。”

 

由此可见,城邦显然是自然[尤其是自然的本质:目的]的产物,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在本性上而非偶然地脱离城邦的人,他要么是一位超人,要么是一个鄙夫……和蜜蜂以及所有其他群居动物比较起来,人更是一种政治动物……[因为]人是惟一具有逻各斯[从而可以通达努斯]的动物。[努斯便是领导着全世界——并能胜任这一领导——的宇宙政治首脑](《政治学》1253a1-11

 

“声音可以表达苦乐,其他动物也有声音(因为动物的本性就是感觉苦乐并相互表达苦乐),而逻各斯[在此可以同时解释为‘语言’]则能表达利和弊以及诸如正义或不正义等;和其他动物比较起来,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根据神和努斯的尺度]具有善与恶,正义与不正义以及诸如此类的感觉”。在目的论的逻辑上,“整体必然优先于部分;例如,如果整个身体被毁伤,那么脚或手也就不复存在了……当个人被隔离开[城邦]时他就不再是自足的;就像部分之于整体一样。…人天生就注入了社会[原文可能是‘交往’]本能,最先[既可以理解为在时间上‘最先’,也可以理解为在逻辑上‘最完善’]缔造城邦的人乃是给人们最大恩泽的人。”简言之,“人一出生便装备有武器,这就是实智和[自然的]德性,人们[若脱离了努斯]为达到最邪恶的目的有可能使用这些武器。所以,一旦他毫无[严格意义的]德性,那么他就会成为最邪恶残暴的动物,就会充满无尽的淫欲和贪婪。正义[作为城邦的努斯]是为政的准绳,因为实施正义可以确定是非曲直,而这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基础。”(参阅同上书第一卷1-2章)。

最后来分析最大幸福原则与共同体主义。说国家(城邦)是“放大的个人”,与说国家是“大写的(个)人”有一点微小的区别:国家的实质是人民(从认识论上说,即包含全世界于自身的人民),人民这种共同体的构成成分假定划分为“双方”的话,双方都是人(个人或由个人组成的群体);而其他人性价值共同体——大到比如神:作为大写的(个)人——其构成成分如果划分为“双方”的话,就可能只有一方是人。所以,“大写”是一种尺度较宽的比拟,而“放大则是一种尺度较窄的直接过渡。换言之,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更重要的是,人在理性中自觉到了这一点),所以也就可以说社会(以国家为其典型形态)具有完备的人格;这样,在伦理学上就不能够说“只有个人是终极幸福主体,社会不是终极幸福主体”,尽管两者确实有区别。

城邦的幸福也就是“国家的功利”,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层面的健康、快乐、财富和荣誉等,二是国家的人民——依法分层:比如分为公民和非公民、国民和非国民等——享有那第一方面的功利的权利。人作为社会的动物,国家的幸福与个人的幸福既相统一,又有区别:(a)功利的概念在此首先衍生为权利的概念,进而衍生为义务的概念〖但权利和义务都有宽松与严格两种尺度,宽松的即表现为福利和志愿(参见第二题7条(3)款前段),混淆了这两种尺度将搞不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它们无疑都是个人的幸福(人生幸福)的某种实质形态。(b)然而当某个义务法条背离了权利原则时,或当某个权利法条背离了功利原则时,这就表明发生了异化(但是请注意,在技术上,当某个义务法条跨级背离了功利原则时,却可以不是异化);这样的“义务”和“权利”一定是不正义的,这样的“幸福”一定是悲惨的。

亚里士多德——以及后来的格老秀斯、康德和我们等都——认为,人之所以追求正义,愿意守法(违法受罚),是因为人有理性。在这里,我们看到“人是社会/政治的动物”和“人是有理性/逻各斯的动物”典型地统一在了追求“国家的幸福”上:(a努斯掌管着整个宇宙社会(天国)。这种统治和控制关系又表现为由获得了理性自觉的地球人之间,缔结成全球社会(地国)和狭义的国家社会(人国)。在第一原则上,我们都来自于同一个天国;在第二原则上,我们都生长于同一个地国;在第三原则上,我们才落户于不同的人国。b)所以,在天国、地国和人国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线;在逻辑上它们都统筹于天国,在时间上它们都统筹于人国。因此离开了天国和地国不可能有人国和个人独享的自由,但是天国和地国的存在也必须落实为人国和个人的人生幸福。(c)肉体把人与人分开,但灵魂(由分离于肉体的努斯统领的不分离于肉体的思想、感情)又把他们联合起来,组成超越自然种群关系的“政治共同体”去谋求共同幸福。这种灵与肉在相分基础上的统一,便是亚里士多德在通过沉思直达努斯之后的,另一个呼之欲出的最高幸福观。

边沁所提倡的道德原理上的“最大幸福原则”,常被后人(也包括他自己)在反对声音的压力下误解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诚然,后者是前者的一个表现,但却不是它的全部含义。因为他的功利主义很强调的是“当事人(利益相关者)”这个伦理学中的主体概念。他说(《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348

 

整个伦理可以定义为这么一种艺术:它指导人们的行为,以产生利益相关者的最大可能量的幸福。

 

按照我的解读,其中的主体可以是指个人,也可以是指全社会的人,还可以是指逻辑意义上的“人类”;因此一件事情即使是损害了目前全社会的人的利益,可是它却维护、推进了比如康德所推崇的——但去除了他的先验论假定的——逻辑意义上的“人类”(或“人性”、“人道”)的最大幸福的话,那么它对于“人类”这个当事人来说,依然是有道德的。相反,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去伤害一个无辜者,依然可能是不道德的。因此紧跟在边沁之后,密尔在赞成“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同时,还强烈反对“多数人的暴政”。但是为了解决其中不可调和的矛盾,密尔不得不把德性有时候看作本身并不是目的的“工具”这也是由于他不理解德性(心理、动机)与行为(规范、效果)的统一性,把德性仅仅当成了一种高贵的外在的物性〗。在我们看来,这种解决方案是不对的。其实,表象为“目的”与“工具”只是德性之间的分工:快乐或幸福决不是一种空洞的感情,而是一种由心理(内在的行为)和行为(外在的心理)中的所有规范(“效果”),编织起来的感情(“动机”);规范,诠释着感情。正是由于功利主义者在压力下的这种退让——不是朝向正义的妥协——使得反功利主义者有了可乘之机。例如罗尔斯为社会里的最不利者争权利,便提出了“最大的最小原则”或“最小的最大化原则”(the rule of maximin)。这个术语有点故弄玄虚,换回通俗一点的说法,可以叫做“最大适用性原则”(不过既然他反对功利主义,当然不会用这个名称)——其实就是“最大幸福原则”!所以,正确的解决方案应该是坚持最大幸福原则,然后分列不同的层面来解释这个原则。

我们把边沁的最大幸福原则中的“幸福”概念转换回“功利”的概念,这就成为关于幸福的实现(即道德的统筹性标准)的“最大利益净余额原则”(参阅王海明:《伦理学导论》56页)这个原则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王海明把它具体解释为如下——在人们利益不发生冲突而能两全时:如何,如何……;在人们利益发生冲突而不能两全时:(a)在他人与他人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表现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标准;(b)在自我利益与他人或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表现为“无私利他、自我牺牲”标准——则是很有问题的。因为这两个法则都未必能够达到“最大利益净余额”(什么最大?对谁而言?)。所以我们只把它们看作是两个选项,而不是标准。社会利益是否一定大于个人利益?我们只能够说“在本质上是这样”;可是究竟什么时候才正好是这个本质,很难说(因为个人和社会相互渗透)。一个人或社会在面临着善与善——此种德性和彼种德性,此种幸福和彼种幸福——的冲突时:在什么情况下应该作出自我牺牲,在什么情况下不应该作出自我牺牲?应该自我牺牲到什么程度?我们留给每一方“当事人”(或每一个人将自己置身于某种“当事人”的角色上),根据他//它的理性去作出能够给他//它带来“最大幸福”的选择(包括自我毁灭,而拯救——不必说全人类,也许只是——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一个小生命、甚至是一个无生命的小物品;也包括毁灭一个无辜的他人,而拯救全人类)。这就是最高的道德——它超越狭隘的“人国”,属于广阔的“天国”。

对于从柏拉图、康德到罗尔斯等人的抽象正义论,麦金太尔们反问得好:“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麦金太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光是第一次看到他的这个书名,我就已经把他当作我的同党了)他甚至研究指出,“正义”的希腊文原意就是指人们“划分出来的[东西]”、“制定出来的[东西]”(同上书20页。我也效仿他研究了一下,在中文里“主义”是什么意思?我得出的结论是:在自然或社会的某个领域中,你“主张”一个什么样式的“正义”?)。我们说是的,每个人或群体只有权利自己选择自我牺牲(牺牲也是为了获得)、或选择牺牲他人,但通常没有权利要求他人自我牺牲。因为那样的要求,从逻辑上说是不自恰的,从道德上说是不合适的。但如果当事人纯粹是为了第三方的利益,而请求另一个当事人(第二方)作出自我牺牲的话——这时逻辑就倒转了过来(他是在请求自己与第二方所结成的“当事人共同体”中的一部分作出牺牲)——则这样的“不合适”很可能是极高尚的。此外还有一些中间状态、灰色地带,需要我们去商量。社会目标和个人目标,这两种善只可能统筹于作为第三者的理性,而不可能统筹于它们之中任何一种(否则就是不正义的。反过来说,只有在不断和合中更新着的理性才是绝对正义的——正义就是这样的理性)。

结论是:由于任何当事人必然是主、客体共同体中的当事人,所以共同体主义——在人类社会范畴里就是社会有机论(但不是所谓“最大多数人”的,而是我们在第二题7条(3)款中段所说的“巨人”的社会有机论)——便是合乎努斯的最大幸福原则,也就是正义主义(参见第二题7条(4)款)。

对于被麦金太尔夸大了的(这隐含着他对古代单纯的美好世界的留恋),由于现代性谋划失败,而令“德性之后”的当代西方社会所陷入的道德危机(但只要人们还有追求哪怕只是自己的幸福的愿望即感情,就不能够说他们完全没有“统一性”);我们要借用他的方式反问:当代西方或全球主流社会,所陷入的是何种道德危机?如果种种片面、“必然”模式的危机恰好意味着一种全面、开放模式的确立,那么这也许正是救赎的来临。

 

4.世界前途:不服从自然的“决定论”

 

关键词:司法自足行政终极因立法

作者:祥歌

《亚里士多德论人的灵魂和德性 · 城邦的幸福(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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